中年以后，我偏爱爬山。踏遍市区周边的名山大川，唯有老君山能叩响我灵魂深处的回音壁。这座秦岭余脉的山，是故乡永不褪色的水墨长卷。这里山清水秀，万物蕴藏其间，美景汇聚其中，更承载着我难以忘怀的少年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农业生产还停滞在靠天吃饭的时期，干旱贫瘠的半山区土地亩产只有一二百斤。那年月，青黄不接，断顿挨饿是常有的事。勤劳的父辈靠山吃山，扛起镢头到大山里种植玉米和荞麦、豆子等杂粮作物，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务山庄。
　　我们生产队作务的山庄就在老君山，往返有六十多里路。那里有野猪经常出没的“猪窝沟”、芦苇成片的“竽院沟”，是土层厚的地方。人们受动植物生存智慧的启示，在此开荒拓地，广种薄收，只为弥补口粮不足。
　　务山庄辛苦，鸡叫头遍就得起床穿戴行头，天不亮就出发。一路上要上北陡坡、下滴水崖、爬抽筋坡、蹚大河、穿密林，晌午前才能到达老君山。春播和秋收时农活多，当天干不完，就得在山上住下来。这时，要把上一次下山时埋在沙土里的铁锅找出来，清洗干净；把藏在山洞里的农具拿出来，擦拭亮堂；还要动手修缮晚上过夜的茅草房，捡拾做饭的柴火，做好食宿准备。
　　山里天黑得早，匆匆降临的夜幕加剧了人们的饥饿和疲劳。抓两把面粉，舀一勺溪水，找一块平整光滑的大石头作案板，和面、擀面条；用三块棱角分明的石头支起锅就是灶台，烧水、做饭。山高气压低，水到八十多度就沸腾了，面条再怎么煮也只有七成熟，可大家照样狼吞虎咽，吃得有滋有味。我方吃罢他登场，换一拨人重复同样的操作，等最后一个人端碗，前面吃过的人早进入梦乡。
　　有次山上传下话来，米面、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不够用了，需要补给。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山民二代”结伴同行，把大人分门别类准备好的东西送上山去。物品虽多，起初不觉得重，刚出发时热情高，也不觉得累，但渐渐地力不从心了，走走歇歇，有时一坐下就不愿起来。蓦然想到亲人，又鼓起勇气，加快步伐跋涉一段。我们终于在天黑之前登上老君山。顿时，山上传来欢呼声。
　　从早春盼到暮秋，终于有了回报，山上要分粮食了。我家人多，分到的粮食也多，要背回家很不容易。父亲病了，姐姐出嫁了，二妹和三个弟弟都在上学，能认领粮食的只有十六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大妹。面对一大堆玉米棒子，我俩犯愁了。一趟背不动，太重；背两趟不可能，太远。只能咬紧牙关“转截截”——先把这一背篓背到前边，再折返回来背那一背篓。如此循环往复，成倍延长了回家的路。
　　我和大妹下山时，天早黑了。乡亲们已经走远，崎岖的小径十分寂静，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和脚步声。我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来回跑着，拼尽全力艰难前行。头顶是又大又圆的月亮。我先是听到背篓吱吱响，越背越沉，压疼了脊梁压弯了腰。后来，我脚步踉跄，感觉背篓摇摇晃晃，仿佛看见月光在背篓里被摇得粉碎。竹篾背带虽然扛拉，但不柔软，深深地勒进了肉里。受伤的肩膀被汗水浸泡下，渗出两道红印，又烧又疼。面对空旷的大山，大妹哭了，嘴里不停地喊：“以后再也不上老君山了。”那一刻，我们兄妹俩的小命似乎就值那一背篓粮食，流的眼泪和汗水比背回来的玉米还要多。
　　邻居知道我们还在路上，打着手电筒来接应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我顿时热泪盈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绝望时遇见救星的惊喜、无助时雪中送炭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