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对于农村的土炕记忆犹新。
　　小时候，家里姐妹多、地方少，一家老小六口人，就挤在两盘土炕上。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晚上睡觉总能隔着纸糊的木窗格子听见呼呼的风声，白天能看见房檐下长长的冰溜子。对于正上小学的我来说，放学回家最为幸福的事情，就是爬在母亲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做作业，吃冰凉的小火罐柿子、从炕洞里取出的冒着热气的烤土豆，读父亲从生产队带回来的报纸。
　　那个年代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很少，一到冬天，地里也没什么农活可干，家家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热闹景象。屋外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屋内，一家老小围坐一处，吃吃喝喝、其乐融融。那时，弟弟四五岁，非常顽皮，常常玩得高兴就在炕上蹦跳，这总能引来父亲的大声呵斥：“跳啥呀跳？怕炕塌不了！”母亲就赶紧伸手制止，我们姐妹几个也会被父亲的怒气震慑，突然间停止各种吵闹。当时的我却心想：父亲也真是，好好的炕怎么可能说塌就塌呢？
　　现在想起来，还不是因为那个年代农村经济条件差，重新盘个土炕代价太大的缘故吗？别的不说，单就打盘炕不可或缺的主材胡基来说，就是一项很重的体力活。记得有次帮母亲去给正在土壕里打胡基的父亲送饭，远远就看见那少说有20多斤重的“硾子”随着父亲双臂的屈伸而起起落落，感觉很好玩。等走近了才看见，父亲早将身上厚重的棉衣脱掉，放在一旁干枯的柴草上，只穿了件衬衣的上身往外冒着丝丝白气，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滚落，我才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怪父亲看见弟弟在炕上蹦跳就生气呢。
　　那时，我们家炕上铺的，就是一张光席子，晚上睡觉一不小心就会被席篾刺到皮肤。身上盖的，都是由旧棉花缝制而成的棉被，盖在身上，又重又不暖和。
　　为了全家人不受冻，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的一大任务，就是去村子东头的柿树林里收集柿叶。我们的工具其实就是几根扫帚棍，一头插上玉米芯、一头削尖，插玉米芯的一端拿在手里，削尖的一端用来穿取地上的落叶，穿不了四五串，不但回家得挨父母的骂，而且得准备晚上在冰冷的炕上蜷缩一夜。那时，冬天可用于烧炕的东西特别稀缺，落下的树叶、野生的柴草、牛羊的粪便等，都是烧炕的好材料。虽然如此，还要眼疾手快才能捡到。
　　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除了务农之外，还常常做些小本生意，这极大地改善了我家的生活状况。就在我上初一时，家里将以前的土坯房全部拆除，在里院盖起了三间上房，在院子右侧盖起了三间偏房，除过客厅、厨房和仓库，其他三间房子全部请人用楼板盘了炕，炕上再也见不到麦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厚实、温暖的毛毡，绵软、崭新的被褥，舒适、漂亮的被套、床单。每逢春节回到老家，父母早早就将炕烧得烫热，将饥寒的我们迎进里屋，催着我们脱鞋上炕，生怕把他们的小孙女冻坏了。带着久不回家的歉意，我心想先把孩子焐热了再下炕帮父母忙活，可一旦上了炕，那温暖惬意，很快就让我忘记了上炕前的计划。
　　如今，我和弟弟都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房间里家具一应俱全，弟弟特别给父母的房间里买了实木床，配了适合老年人的棕床垫，精心挑选了床上四件套，想着让年轻时吃过太多苦的父母好好享受晚年生活。谁知父母一直在老家不肯来。前年，因为侄儿上学无人接送、照顾，母亲这才不得已跟着我们进了城，而父亲还是执意留在老家，独守被他视作生命的宅院和土地。
　　天冷了，暖气来了，我和弟弟三番五次地催促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来县城过冬，可他总有反驳我们的理由。以前总说：“老家敞亮，家属楼上太憋屈。”现在又改了说法：“老家现在通了天然气、通了自来水，村上还给每户发了取暖用的电褥子，我既不烧锅，又不点炕，和你们城里的生活一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