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小时候，我家和伯父、三爷家同挤在一个“天井”院里。院子的四周都是三丈高的土崖，仰望只能看见一小片天，院子周围依次间隔着一丈高的窑洞，据说这院子是爷爷和他的兄弟们用一年时间挖出来的。
　　几家人挤在一个“天井”院里，显然拥挤不堪，而且不方便。于是，父亲申请宅基地，批复下来后，在老屋斜对面的高崖下划出一块地方，还得挖窑洞。按理说村子的崖顶上是一望无际的平地，我当时不止一次地问父亲，村子里的人为啥不搬到崖顶的平地上去？父亲回答说：盖房要花大笔钱，挖窑洞虽费力气但省钱。那时，乡亲们大多生活窘迫，温饱都成问题，哪有钱盖房。村子中间是一条简易公路，公路两旁就是村里人的院落，全是依傍着高崖挖的窑洞，有的大院落有十几孔窑洞，全村仅有两户人家有房子，而且是简陋的土坯房。在村中行走，感觉像走在峡谷中一样。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开始在新的庄基院内挖窑洞，在三丈高的崖下挖窑可不是件易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挖窑洞的场景，父亲双手抡起铁镐，一点一点地开凿坚硬的土层，凿下来的土一锨一锨装进架子车运走，父母费了半年时间，磨破了手，累得腰酸腿疼，终于挖好了两孔窑洞，一孔住人，一孔做灶房。窑洞里虽然冬暖夏凉，但光线昏暗，阴雨天潮湿难熬，最糟糕的是老鼠在窑洞里打洞，晚上出来糟蹋粮食。每到冬季，夕阳西下，家家户户开始烧炕，浓烟阵阵，刺鼻的烟味久久不散。
　　我刚上初中的那一年，秋季阴雨连绵，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我家的窑洞全部进水，崖顶塌方，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冲出窑洞，我们刚出去不久，大块的土方便崩塌下来，淹没了一半的窑口。我们只能暂时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那段时间，母亲经常流泪，一个简陋的家园就这样被灾害无情地破坏了。后来，父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盖几间瓦房，父亲是名乡村教师，当时工资并不高，好在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民政策指引农民逐渐脱贫。乡亲们的种粮积极性高涨，连年丰收，种地之余母亲养猪羊，跟建筑队打工，辛苦劳作几年后，父亲的工资也大幅上涨，终于有钱盖房了。1985年5月，我家的三间厦房盖起来了，搬进崭新的房子里，我们甭提有多高兴，这房子虽说不那么气派，但光线好不潮湿，在当时来说，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村里掀起了盖房热，陆陆续续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新房。这是多少年来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瓦房，结束了祖祖辈辈住窑洞的历史。
　　进入新世纪，免除农业税、种粮有补贴等惠农政策相继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务输出等措施推广，乡亲们的收入大幅增长，仓里有余粮，手里有余钱，于是村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旧房改造。此次颇为壮观，盖两层楼的占了村里的一半，我家的厦房低矮狭窄，加上人多房子不够用，于是我们谋划着盖新式房。我和哥哥虽然没离开农村，但哥哥学了一门做家具的好手艺，我在一家股份制企业做业务员，我们的收入还不错。哥哥和嫂子当年是在简陋的土木房里结婚的，到了我办婚事，父母决定这次要在新房里办得体面点。于是，买木料，买砖瓦，拆掉旧的土木房，经过紧张筹备，2005年秋天，五间高大靓丽的砖木结构大瓦房便盖好了，瓷砖贴面，塑钢门窗，还专门设计了仓库和洗澡间，屋内窗明几净、宽敞舒适。
　　多少年来，最令父母魂牵梦绕的，最让我挂念的，莫过于住房，回想多年来住房的变迁，一家人为之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今，我家的五间砖木大瓦房依然结实，父亲和哥嫂一家在老家住着，妹妹大学毕业工作后在城里买了140平方米的新房，我在宝鸡工作十多年，一直在城中村租房住。2014年7月，喜讯传来，我摇号获得了市区金河尚居小区的保障房，解决了多年来压在我心里的头等大事，至此，我家的住房梦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