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关中西部贫瘠乡村的我，“饥饿”是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关键词。
　　小时候，印象中最依赖的主食只能是高粱面发糕，就连这都常常吃不饱。“吃个白面馍”是幼时的我对美好生活最真切的向往。每年掰着手指头盼到除夕，就盼着那碗以糜子米为主、点缀红枣白糖的“八宝甜饭”。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忍饥挨饿的感觉才渐渐淡化。但是从小到大，从乡村老家的农舍栖居到都市高层的广厦安居，不管是自己下厨张罗还是去饭店吃年夜饭，一盘以糜子米唱主角的传统“忆苦思甜饭”，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仪式感般存在。糜子米于我们一家老少，不仅是味蕾上的偏爱，更是因为它延续着我们刻骨铭心的绵长记忆。
　　我的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农家，几代贫困。父亲多次给我们讲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中“糜子米吊长命”的真实故事，而我的祖辈之所以能在这场年馑中幸存下来，竟然与“一个儿子换来半小布兜糜子米”的悲情故事有关。那年，乡亲们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了，眼看着全家人都快要活活饿死，恰巧爷爷在村口碰到一个挑着扁担的外地人。爷爷哀求人家：“行行好，把我家娃娃抱走，让他跟你去逃个活命吧。你筐里有啥就多少给我们点吊命的吃食吧！”那人跟着爷爷来到家里的窑洞里，看了看当时一岁多哇哇大哭的孩子（我的大伯），想了半会儿，从筐里取出半小布兜糜子米，然后把孩子放进筐里挑走了。
　　我觉得无法用任何的条条框框去评判祖辈做出的这个无奈选择。大自然一旦发起威来，人的招架能力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更何况是在那样的年代。正是靠着那半小布兜糜子米充饥，才使得爷爷奶奶挨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家才得以赓续绵延。三年后，奶奶生下了姑姑，五年后父亲出生。
　　从悲催暗淡的岁月深处一路走来，糜子米于父辈，便有了咀嚼不尽的五味杂陈，有了无法割舍的血脉情愫。父亲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起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大哥，甚至在八十岁高龄时还难解心病：“我那哥哥可能被带去了甘肃一带，我一直想去找寻他，可惜就是无处着手啊！”父亲一辈子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就是浪费粮食，不要说我们兄妹小时候不小心在地上掉的馍渣饭粒，他都要求必须捡起来，吹一吹土就吃了；即使对孙辈，父亲看见剩饭也是吹胡子瞪眼制止没商量。母亲更是一辈子都把“糟蹋粮食造罪呢！”挂在嘴边。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懂得粮食对于生存的意义，真正懂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懂得敬畏大自然的馈赠。
　　如今，吃饱饭早已不是问题，父母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父辈们走过的路、吃过的苦、挨过的饿，我又怎敢忘记。就像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对糜子米超越吃食的亲近。因为我知道，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经毫不起眼的糜子米里，沉淀着一个家族的苦难秘史，传承着值得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