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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一部小说
在对精神食粮的获取中，文学阅读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小说阅读则是其中的重点。虽然它的创作空间近乎无限，但介入性阅读还是有道可循的。
阅读小说，首先需要平和的心态，急躁是阅读的大忌。快节奏、信息速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质，阅读应该选择相反的策略，哪怕每天只读十数页，积沙成丘最相宜。阅读小说，还要站在小说之外回望与俯视。所谓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传统孕育现代的关系。比如，陕西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现代文本的深层，总是弥漫着古典式的诗意与忧伤，他开拓出了“中国式忧伤”的绝地。近乎审美极致的文本，得益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海量阅读与理性取舍，亦得益于其深厚的古诗词底蕴。即便是现代意识所认定为先锋的鲁迅，更有着深不可测的中国古典积淀。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正是现代派小说的源头。
阅读小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建立自己的第一感知。他人哪怕是权威名家的定论，甚至作者本人的解读，只可参考不可全盘接受，否则就是尽信书。至于文艺理论对于普通读者的意义，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文艺理论从来都是滞后于小说创作的。比如，用现实主义定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准确的，两部巨著中，前者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笔调，后者近乎中国版《百年孤独》。两部受《创业史》影响的作品呈现着陕西文学的承接与流变：《创业史》的丰碑性意义在于它从中国文学的汪洋中，表达出了真正的“文艺”；《平凡的世界》为时代建立爱的表达；《白鹿原》则完成了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交融的深层表达。建立并交流自己的认知，实现认知的条理化书面表达，完成这样的过程，就实现了对小说深度介入性阅读，甚至是获得了超越作家创作本初的发现，即实现创造性阅读。
有了对阅读宏观上的认知，就可以对小说予以微观层面的体察。
首先，小说是隐藏的艺术。阅读的过程就是依据小说所呈现有效信息的获取，推导、探索、还原文本不曾道明或有提示性的“言外之意”，这其实也是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隐藏艺术至高的文本，正所谓“不著一字尽风流”。贾平凹《鸡窝洼人家》叙事核心不是两对夫妻的婚姻置换，而是借此完成时代变革中观念的更新；李喜林的《双生花》亦埋藏着观念的震荡；弋舟《我们的踟蹰》叙事核心不是爱情纠结，而是深隐其中的人之孤独；王方晨《老实街》不是老街的消亡与商业重建，而是直面时代的新道德体系重建的深深呼唤；付秀莹《陌上》不仅是乡土田园生活的诗意呈现，还是农耕文明没落的告别钟声；《他乡》不是翟小梨的进城奋斗史，而是从乡土社会到城市文明彼岸之人生理念的涤荡与跃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王十月说，好小说就是能在迷宫打一个洞的文本。不历险就顺利抵达的文本，是乏味的文本。
其次，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写出的小说文本，一般很干净流畅，这是语言训练的结果。李喜林的《映山红》《火晶柿子》《知了》，既是小说，更是优美的大散文，甚至令人忽略了文体之间的界限。每个作家都拥有适合自己的叙事语言，甚至必须是适合其小说文本的叙事语言。《白鹿原》何以成为经典，在于陈忠实先生与小说文本的神会：创作初衷源自历史（祖屋）深处的呼唤，他从中找到了属于文本的叙事语言及表述方式，令语言在张力上抵达了信息承载的最大化，所以其语言在气质上凝练而深邃。镇嵩军惊扰乡民，人心惶惶，彭县长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说：得熬着。“熬着”二字，既是无奈，又是承受，更是数千年来民生的深重承载，亦是民族性格的隐忍。又如朱先生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陶钵，“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这正是朱先生历史文化符号身份的自陈，陶钵者，数千年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这样的语言既是凝练的承载，又是一种隐喻的表达。余华的有些磕磕绊绊的语言，正好是他从欧化到中国化表达所凝聚的至高理性。《陌上》的语言是有着《红楼梦》意蕴的古典韵味的语言，是画卷般蕴藏诗意的淬炼，强力地擎起乡土诗意的没落与惆怅。宁可的《天病》中，关于“雾霾”可知可感的想象与呈现，超越了描写对象。所以说阅读一部小说，捕捉语言的承载及延宕的方向是必要的。
再者，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短篇最流行的结构，就是题记中隐藏文本核心意象，用小说正文构建故事以完成对意象的解读，比如朱朝敏的《慈悲刀》。这也是更多的90后作家构建小说的基本模式，属于西式构建思维。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或许结构意识不是很强，甚至只是作家意气的流淌，而长篇小说必须有结构的支撑。李洱的《应物兄》近乎儒家文化的变体，采用“论语体”，即每节如同《论语》每章第一句前几个字做标题，每节是事件及人物的对话。周瑄璞的《多湾》分别以“民谣+生存叙事”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截取+生命叙事”，以季瓷生命终结为界限，构建了小说的稳定支撑。付秀莹《陌上》结构则是《红楼梦》“中国式套盒”的变形，“楔子+25个独立故事+尾声”，楔子是乡土生活提纲挈领的综述，25个故事依旧是“统领性题记+故事展开”，尾声犹如村口的老树对没落村庄深情的回望。范怀智的《兽》最初的结构亦是如此，由于文本过长，最终面世的版本结构不得不有所改变。被评论家与媒体所称道的徐则臣《耶路撒冷》中，人物事件加专栏文章的“1+1”结构，不足以支撑文本的庞大体系，反倒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精神求索的凝重性，而使之沦为一种弥漫的沉郁的失重感强烈的情绪。文本的实质性结构，则是以天赐之死为“中轴”，以人物事件为两边对称的中式布局，支撑起这部颇具雄心的小说。《白鹿原》的结构则是以白鹿的多义承载一线贯穿，它穿起的不仅是家族史、中国革命史，更是数千年的文化史。马尔克斯曾苦苦寻找《百年孤独》的开头，当他找到了那个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全部时空的开头时，这部伟大作品便一泻而出。
小说还是构建与摧毁的艺术。如同创作需要通感一样，阅读也需要通感，通感会让我们找到经典作品深隐其中的联系。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是时代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摧毁性的苦难，到了余华的《活着》当中，成了对主人公生命一次次的摧毁，在这一次次摧毁中小说完成了一种民族性伟岸生命的构建。如此杰出的构建，与《老人与海》如出一辙。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以身体对爱情的622次背叛和对其摧毁，构建并捍卫了坚贞的爱情。宁可的《日月河》亦是以命运对赵老歪爱情与事业的无数次摧毁，构建了生命的承载与担当，更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精准写照。同样，鲁迅《故乡》中少年闰土形象的构建，也是为了被老年闰土摧毁。《白鹿原》之“仁义白鹿村”乃至白嘉轩生命依存之“精神堡垒”的构建，也是为了被时势所摧毁。所摧毁的又何止是白嘉轩的“精神堡垒”，还有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摧毁与构建中延宕思索，文本之大义就会有深察。
最后，小说是时间、空间的艺术。路遥《平凡的世界》定格的是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幅画卷，是黄土高原亦是中国社会温情之面孔；《白鹿原》叙事跨度几十年，同时又有着向前后不断延伸的弹性：开篇男女叙事，隐意前接孔子删诗，勾连民生；以戏台上各种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的演绎，勾连历史；以倒叙、补叙、插叙的交错，使时间与空间延展到文本以外，抽象地吞吐了过去、当下与未来。贾平凹《山本》既是涡镇13年来的兴衰史，亦是过去与当下的缩略版，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多读书，读一读经典小说，获取理性的辨识力，获得心灵的安宁与从容，获得生活与生命的情趣，这无异于一次安妥的旅行。
（阿探：岐山人，任职西安某高校，青年评论家，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阅读小说，首先需要平和的心态，急躁是阅读的大忌。快节奏、信息速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质，阅读应该选择相反的策略，哪怕每天只读十数页，积沙成丘最相宜。阅读小说，还要站在小说之外回望与俯视。所谓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传统孕育现代的关系。比如，陕西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现代文本的深层，总是弥漫着古典式的诗意与忧伤，他开拓出了“中国式忧伤”的绝地。近乎审美极致的文本，得益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海量阅读与理性取舍，亦得益于其深厚的古诗词底蕴。即便是现代意识所认定为先锋的鲁迅，更有着深不可测的中国古典积淀。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正是现代派小说的源头。
阅读小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建立自己的第一感知。他人哪怕是权威名家的定论，甚至作者本人的解读，只可参考不可全盘接受，否则就是尽信书。至于文艺理论对于普通读者的意义，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文艺理论从来都是滞后于小说创作的。比如，用现实主义定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准确的，两部巨著中，前者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笔调，后者近乎中国版《百年孤独》。两部受《创业史》影响的作品呈现着陕西文学的承接与流变：《创业史》的丰碑性意义在于它从中国文学的汪洋中，表达出了真正的“文艺”；《平凡的世界》为时代建立爱的表达；《白鹿原》则完成了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交融的深层表达。建立并交流自己的认知，实现认知的条理化书面表达，完成这样的过程，就实现了对小说深度介入性阅读，甚至是获得了超越作家创作本初的发现，即实现创造性阅读。
有了对阅读宏观上的认知，就可以对小说予以微观层面的体察。
首先，小说是隐藏的艺术。阅读的过程就是依据小说所呈现有效信息的获取，推导、探索、还原文本不曾道明或有提示性的“言外之意”，这其实也是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隐藏艺术至高的文本，正所谓“不著一字尽风流”。贾平凹《鸡窝洼人家》叙事核心不是两对夫妻的婚姻置换，而是借此完成时代变革中观念的更新；李喜林的《双生花》亦埋藏着观念的震荡；弋舟《我们的踟蹰》叙事核心不是爱情纠结，而是深隐其中的人之孤独；王方晨《老实街》不是老街的消亡与商业重建，而是直面时代的新道德体系重建的深深呼唤；付秀莹《陌上》不仅是乡土田园生活的诗意呈现，还是农耕文明没落的告别钟声；《他乡》不是翟小梨的进城奋斗史，而是从乡土社会到城市文明彼岸之人生理念的涤荡与跃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王十月说，好小说就是能在迷宫打一个洞的文本。不历险就顺利抵达的文本，是乏味的文本。
其次，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写出的小说文本，一般很干净流畅，这是语言训练的结果。李喜林的《映山红》《火晶柿子》《知了》，既是小说，更是优美的大散文，甚至令人忽略了文体之间的界限。每个作家都拥有适合自己的叙事语言，甚至必须是适合其小说文本的叙事语言。《白鹿原》何以成为经典，在于陈忠实先生与小说文本的神会：创作初衷源自历史（祖屋）深处的呼唤，他从中找到了属于文本的叙事语言及表述方式，令语言在张力上抵达了信息承载的最大化，所以其语言在气质上凝练而深邃。镇嵩军惊扰乡民，人心惶惶，彭县长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说：得熬着。“熬着”二字，既是无奈，又是承受，更是数千年来民生的深重承载，亦是民族性格的隐忍。又如朱先生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陶钵，“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这正是朱先生历史文化符号身份的自陈，陶钵者，数千年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这样的语言既是凝练的承载，又是一种隐喻的表达。余华的有些磕磕绊绊的语言，正好是他从欧化到中国化表达所凝聚的至高理性。《陌上》的语言是有着《红楼梦》意蕴的古典韵味的语言，是画卷般蕴藏诗意的淬炼，强力地擎起乡土诗意的没落与惆怅。宁可的《天病》中，关于“雾霾”可知可感的想象与呈现，超越了描写对象。所以说阅读一部小说，捕捉语言的承载及延宕的方向是必要的。
再者，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短篇最流行的结构，就是题记中隐藏文本核心意象，用小说正文构建故事以完成对意象的解读，比如朱朝敏的《慈悲刀》。这也是更多的90后作家构建小说的基本模式，属于西式构建思维。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或许结构意识不是很强，甚至只是作家意气的流淌，而长篇小说必须有结构的支撑。李洱的《应物兄》近乎儒家文化的变体，采用“论语体”，即每节如同《论语》每章第一句前几个字做标题，每节是事件及人物的对话。周瑄璞的《多湾》分别以“民谣+生存叙事”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截取+生命叙事”，以季瓷生命终结为界限，构建了小说的稳定支撑。付秀莹《陌上》结构则是《红楼梦》“中国式套盒”的变形，“楔子+25个独立故事+尾声”，楔子是乡土生活提纲挈领的综述，25个故事依旧是“统领性题记+故事展开”，尾声犹如村口的老树对没落村庄深情的回望。范怀智的《兽》最初的结构亦是如此，由于文本过长，最终面世的版本结构不得不有所改变。被评论家与媒体所称道的徐则臣《耶路撒冷》中，人物事件加专栏文章的“1+1”结构，不足以支撑文本的庞大体系，反倒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精神求索的凝重性，而使之沦为一种弥漫的沉郁的失重感强烈的情绪。文本的实质性结构，则是以天赐之死为“中轴”，以人物事件为两边对称的中式布局，支撑起这部颇具雄心的小说。《白鹿原》的结构则是以白鹿的多义承载一线贯穿，它穿起的不仅是家族史、中国革命史，更是数千年的文化史。马尔克斯曾苦苦寻找《百年孤独》的开头，当他找到了那个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全部时空的开头时，这部伟大作品便一泻而出。
小说还是构建与摧毁的艺术。如同创作需要通感一样，阅读也需要通感，通感会让我们找到经典作品深隐其中的联系。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是时代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摧毁性的苦难，到了余华的《活着》当中，成了对主人公生命一次次的摧毁，在这一次次摧毁中小说完成了一种民族性伟岸生命的构建。如此杰出的构建，与《老人与海》如出一辙。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以身体对爱情的622次背叛和对其摧毁，构建并捍卫了坚贞的爱情。宁可的《日月河》亦是以命运对赵老歪爱情与事业的无数次摧毁，构建了生命的承载与担当，更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精准写照。同样，鲁迅《故乡》中少年闰土形象的构建，也是为了被老年闰土摧毁。《白鹿原》之“仁义白鹿村”乃至白嘉轩生命依存之“精神堡垒”的构建，也是为了被时势所摧毁。所摧毁的又何止是白嘉轩的“精神堡垒”，还有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摧毁与构建中延宕思索，文本之大义就会有深察。
最后，小说是时间、空间的艺术。路遥《平凡的世界》定格的是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幅画卷，是黄土高原亦是中国社会温情之面孔；《白鹿原》叙事跨度几十年，同时又有着向前后不断延伸的弹性：开篇男女叙事，隐意前接孔子删诗，勾连民生；以戏台上各种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的演绎，勾连历史；以倒叙、补叙、插叙的交错，使时间与空间延展到文本以外，抽象地吞吐了过去、当下与未来。贾平凹《山本》既是涡镇13年来的兴衰史，亦是过去与当下的缩略版，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多读书，读一读经典小说，获取理性的辨识力，获得心灵的安宁与从容，获得生活与生命的情趣，这无异于一次安妥的旅行。
（阿探：岐山人，任职西安某高校，青年评论家，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