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那个时候北方农村常见的厦房，共三间，中间是过道，有后门直通后院。左右各有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房子里各有一个土炕，靠近炕头的外侧都有一个木柜，一个新一个旧，全家几乎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在里面了。除去炕和木柜，房间的活动空间大概只有八平方米。
　　老屋是土木结构，墙壁是用土坯筑起来的，屋顶有粗细如胳膊般的椽和“人”字形屋架，屋架下面是用细木条铺成的一层楼板。楼板的承受力有限，只能放轻一点的杂货。
　　记得小时候，每到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当把一个正月需要的东西准备妥当后，母亲就开始忙着糊墙。而糊墙用得最多的是旧报纸，这些报纸都是母亲向人家讨来的。而此时我已早早进入了梦乡，哥哥姐姐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糊墙的活儿只能由父母两个人来完成。母亲先在火炉上打一锅面粉熬成的糨糊，在有限的空间里撑开家里那张小圆桌。母亲在报纸上抹上糨糊，父亲站在木柜上、炕头上，从上而下，先糊顶棚、再糊墙壁，我就被从炕的这头挪到那头，又从那头挪到这头。从我记事那年起，年年如此，几年下来，墙壁上的报纸已经糊了厚厚的好几层了。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她见不得墙壁上和顶棚被烟熏得黑一块、黄一块的。她喜欢把墙壁和整个屋子收拾得和平时炕上一样整洁干净，免得正月里来了客人，让人家笑话。母亲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着，所以，我们的屋子虽然简单，却总会受到人们的赞许。
　　老屋房间的窗子都是木头的，每年到了春天快过去的时候，母亲总会钉上窗纱，睡在炕上，晚风吹进来，特别凉快惬意。到了秋天，天气渐渐转凉，母亲又忙着用装过化肥的塑料纸把窗纱换下。冬天，我们躲在被窝里，任凭窗外的西北风肆意地打着哨子，可整个屋里暖烘烘的。
　　老屋的“年轮”也在窗纱和塑料纸的更换中延续着。尽管窗纱和塑料纸洗了一遍又一遍，窗棂上被钉出了一个又一个小窝，钉窗纱的图钉和固定用的纸片使用着、遗失着、填补着，可小屋里的凉爽和温暖依旧不变。
　　老屋先后为我们一家三代挡风遮雨，留下了我们的喜怒哀乐。父母亲在这里从壮年步入中年，我们兄妹三人在这里出生，哥哥在这里娶妻生子，姐姐从这里出嫁，我从这里外出求学、走上工作岗位。尽管如此，老屋在我的心中一直是那样年轻。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屋真的老了。屋顶上渐渐长出了青苔，有些地方的瓦片碎掉了，下雨时雨水从缝隙里渗到房子的顶棚，再顺着顶棚落到炕上，我们的炕头上总放一个盆子，随时准备接雨水。这个时候，父亲会冒雨爬上屋顶，用塑料纸或者旧毡片去修补漏水的地方。还有一段时间，顶棚成了老鼠的栖息地。屋内的墙壁外层开始脱落，过去夯土用的秸秆粉末露了出来。父亲还用旧砖头铺在地面上，将墙面重新刷了一遍。最要命的是厦房的后背，裂开了几条大缝，有些地方的土块已经塌陷了。父亲用木桩撑在后面，防止倒塌。
　　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我被从睡梦里叫醒。那时，父亲穿着雨衣已经忙碌了很长时间，院里的积水始终没有排完，水开始流进屋里了。父亲忍不住还是叫醒了我们。于是，我和姐姐用盆子一盆一盆地将水泼出屋外，父亲在雨中找可以堵住水的一切东西。我哭了、姐姐哭了，父亲那个坚强的北方汉子默默地没有说一句话。那时，我就默默发誓，将来一定要盖一间新屋出来。
　　当村里的新房一间间盖起来时，我们的老屋在新房的包围中显得那样惹眼、无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家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我工作后，有了一些积蓄，我在老屋的地基上建起了三间平房。老屋倒塌的那一瞬间，在尘土飞扬中，一个新的希望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