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生活四十多年了，对家乡的水井一直难以忘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迁到了村子东头，但家里没有水井，每隔几天就要穿过大半个村子，去老屋汲井水。这个活儿村里人都叫“绞水”。晴天还好，雨天绞水尤为艰难。
　　老屋曾是家族祠堂所在地，祠堂被拆除后，唯有那口老井一直在此默默维系着因不断分家而日渐散居疏远的族人情感。谁也不知道老井的“年龄”。小时候跟着大人绞水，小心翼翼地趴在井口往下看，井壁上有许多不规则的塌陷，井里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只能隐约看到似从另一个幽远的世界涌出的点点泛动的水光，觉得老井真是神秘极了。井台上青石板被磨得光滑明亮，木质的辘轳被井绳磨出几圈深浅不一的凹槽，能清晰地看到它内部的年轮。
　　十多户族人从这口井里绞水，老井安闲的时候很少。农忙时节常要提前排队，绞水前得先去预约。做饭时，急等用水，就先去邻家借一桶。打水的木桶常是互相借着用的，还桶时一般不会空桶还人家。有时是两三家约个时间合作绞水，汲的汲，挑的挑，直到把各家的水缸盛满。
　　新家离老屋来回几百米，挑一担水肩膀被压得生疼，我们年纪小挑不动，就两人抬水，村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如一路配合不协调，到了家，桶里的水便会晃荡掉许多。
　　水井承载着族亲之间的信任和文明。有时木桶掉到井里了，有时连整个井绳都掉下去了，必须得有人下去捞，顺便淘淘井，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但总会有人自告奋勇，村里有两位敢于下井的“英雄”特别值得称道：一个是水林哥，一个是文义哥。他们胆子大、身轻巧、心肠热，总是乐意为大家排忧解难。这种高难度且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儿，文义哥会唱着戏词或讲着笑话下井。“报酬”最多是一碗热饭或两袋旱烟，基本上算义务奉献。
　　上世纪70年代后，去刘家什字让梨哥家绞水，路近了一半。让梨哥是家父家母的干儿子，算是借了这层亲戚关系。井在厨房的一个角落，厨房很小，有时正赶上人家做饭时，出出进进，实在不便。
　　后来，到隔壁二婆家和斜对门多莲姨家绞过水。多莲姨家里的井也是一口老井。一座三四户人家的院落，井在东北角上。来回要穿过南北向狭长的庭院。赶上下雨天，道上满是泥泞，便会把人家院子踩得稀烂。虽然从没听到过半句怨言，但总觉得过意不去。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和伯父商量准备合打一口井。地点选在一墙之隔的伯父家，请的是扶风县午井镇一个姓安的老头。记得打井时，两家轮流管饭。整个院子里先是堆满了小山一样多的黄土，后来是表面黏糊糊而内部十分坚硬的料姜石，最后是糊状的黄泥汤。老安每次下井作业，时不时就会大喊大叫，稍有土颗粒掉下去，他都会“生气”，使得在井上绞土的人格外担心。随着掘井深度的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危险性也在提高。老安要不断提醒上面的人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每每从井里上来，浑身上下全是泥土的老安才有说有笑。我当时并不理解老安，觉得他矫情、夸张、小题大做。后来，直到我上初中时，听说一名井客就因为从井口掉落的工具而身亡的事情后，我终于明白，井客老安那些做法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又过了若干年，三弟四弟都长大了，于是决定在自家院子里打口井。打了几米后，越来越难打，后来没办法，还是请了井客才打成。终于有自己家的水井了，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事，它终于结束了我们家到别人家绞水的历史。自家有了水井，方便多了，可以现用现绞。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吃存放好几天的水了。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家井成了天然的冰箱，饭菜吊放在井里，几天都不会坏。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自来水进村工程的实施，户户接上了自来水，彻底结束了人工绞水的历史，乡井大多也被填埋了。有一次我去宝鸡民俗博物馆，发现井圈、井绳、辘轳和木桶早已成为承载民俗、记录历史的文化符号，不由感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