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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这种“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的交换，是商业这棵大树上萌发出的新春第一芽！
有交换，就需要有一个交换的场所。炎帝将此固定了下来。对着脸庞日渐丰润、衣着更加温暖的子民，他宣布：部落在某处田野上，设立一个专门用于交换的“墟场”。每天正午，太阳当头照的时候，大家就拿着各自的财货，到墟场上互通有无。交换完了，务必立即回家，以免因为夜行露宿而受到野兽的袭击。
对炎帝这个辉煌的创举，后世人在《易经·系辞下》中这样写道：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炎帝揭开了中国商业史的崭新篇章。不再满足于交换完就匆忙赶路的人们，开始聚集在一个有甜井水也有人家的地方，你带几根木棍，我拿一些茅草，以众筹的方式建起了一个用于交换的棚屋。“聚者为市”，随着聚集的人不断增多，附近的房屋也越盖越多。“列廛设市”，市场就这样被扩大和固定下来。那时候，天下是太平盛世，道路上丢了东西也没有人去捡拾，政府也不会去干涉商贾的交易活动，到了夜间也不关城门。
炎帝神农在姜水流域所开创的“日中为市”，犹如一枚裹挟着巨大能量的商业火种，从降落人间的那一刻起，就要燃起映红天宇的熊熊烈焰。
第三节周公治商
在奴隶社会，一个属于周的时代到来了。
相传周的始祖是后稷（姬弃），后稷的封地在邰，是今天杨凌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区的所在地。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歧阳周原。
古公亶父，是周王业的开创者。他有三个儿子，他把王位传于三子季历之子姬昌，即精通八卦的周文王。在姬昌的治理下，周的势力日渐强大，打败了与周世代为患的戎狄。周文王二年，周攻灭邘（今河南沁阳北），三年攻灭密（今甘肃灵台），五年攻灭黎（今山西长治）等国，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的后顾之忧。周原，至此开始进入中华文明的视线。狭义的周原是指今天的关中西部扶风、岐山两县间的那片肥沃土地；广义的周原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眉县、乾县三县的小部分。
文王死后，将王位传给其子武王。武王灭商纣王后，在反思商亡教训时，得出结论：商之所以亡，是民众不种田，一门心思想工商，结果导致土地荒芜、人心浮躁。所以，周人从骨子里仇视商人，规定“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工商“出乡不与士齿”，即：士大夫既不能和工商业者有来往，也不能将住所选择在工商业者附近，工商从业人员离开居住地后不能和士大夫交谈。
武王驾崩后，因周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旦摄政。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周公把周族发展和夺取、建立、巩固政权，以及治国理政等一系列实践上升为理论。他设计好制度的笼子，创立了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和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在内的礼的体系。这些治国理政的方略，后来被集中收录在《周礼》一书中。
在黄河流域下游河南商丘一带，有个历史悠久的部落，首领王亥。因为王亥和子孙建功立业了，先后受封于陕西商洛和河南商丘。这里的人们，在每年的农事结束后，习惯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并以此收益来贴补家用奉养父母。周原大地上的周人，称呼这些经常赶着车外出做生意的来自殷商的人为“商人”。“商人”这个词，最初是特指商部落的人，后来扩大成商朝的人，再后来成了专指通过贩卖商品来牟利的人。这些来自殷商的商人，虽然较早地上了商业的早班车，但并没有被纳入规范化管理。给商人和商业套上制度笼子的，是周公。
在炎帝“日中为市”时，“城”还没有出现。“城”，最初只是统治者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与商业经济的关系并不大。后来，随着城里人口的增多，加之社会分工的细化，原本住在城外“市”中的人，纷纷迁移到城中，“城市”就由两个概念成为一个概念。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井”。在井的附近，很自然地出现了小规模聚集和贸易的场所——“市”。在“城”和“市”合并成一个概念之后，“市”与“井”也合称为“市井”。
西周实行的是“采邑分封，以蕃屏周”建制。周王用封邑的方式，将姬姓子孙分封到各地采邑做封君，从而实现对国家的集中统治。经过考证，有专家在陕、晋、豫及冀等地，找出了585个周代的城邑。以周的都城为主轴，数量巨大的都邑，形成了四面辐射发达的道路系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条周道，就是各诸侯国为发展贸易而修建的商道。显然，周人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丰富内涵，知道便捷的交通能促进各地间的余缺调剂。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真让人眼花缭乱，有大件的车辆也有碎小的针头线脑，有珍禽异兽也有牲畜鱼蟹，甚至作为工具的奴隶也被关押在牛马市肆里供奴隶主买卖。“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商业的活跃可见一斑。
城市越建越多，商人越聚越多，市场秩序越来越乱，这些成为周的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难题。怎么办，怎么办？周的最高管理者旦，用一套“工商食官”的管理制度，巧妙地化解了诸多难题。对此，《国语·晋语》如是记录：
有交换，就需要有一个交换的场所。炎帝将此固定了下来。对着脸庞日渐丰润、衣着更加温暖的子民，他宣布：部落在某处田野上，设立一个专门用于交换的“墟场”。每天正午，太阳当头照的时候，大家就拿着各自的财货，到墟场上互通有无。交换完了，务必立即回家，以免因为夜行露宿而受到野兽的袭击。
对炎帝这个辉煌的创举，后世人在《易经·系辞下》中这样写道：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炎帝揭开了中国商业史的崭新篇章。不再满足于交换完就匆忙赶路的人们，开始聚集在一个有甜井水也有人家的地方，你带几根木棍，我拿一些茅草，以众筹的方式建起了一个用于交换的棚屋。“聚者为市”，随着聚集的人不断增多，附近的房屋也越盖越多。“列廛设市”，市场就这样被扩大和固定下来。那时候，天下是太平盛世，道路上丢了东西也没有人去捡拾，政府也不会去干涉商贾的交易活动，到了夜间也不关城门。
炎帝神农在姜水流域所开创的“日中为市”，犹如一枚裹挟着巨大能量的商业火种，从降落人间的那一刻起，就要燃起映红天宇的熊熊烈焰。
第三节周公治商
在奴隶社会，一个属于周的时代到来了。
相传周的始祖是后稷（姬弃），后稷的封地在邰，是今天杨凌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区的所在地。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歧阳周原。
古公亶父，是周王业的开创者。他有三个儿子，他把王位传于三子季历之子姬昌，即精通八卦的周文王。在姬昌的治理下，周的势力日渐强大，打败了与周世代为患的戎狄。周文王二年，周攻灭邘（今河南沁阳北），三年攻灭密（今甘肃灵台），五年攻灭黎（今山西长治）等国，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的后顾之忧。周原，至此开始进入中华文明的视线。狭义的周原是指今天的关中西部扶风、岐山两县间的那片肥沃土地；广义的周原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眉县、乾县三县的小部分。
文王死后，将王位传给其子武王。武王灭商纣王后，在反思商亡教训时，得出结论：商之所以亡，是民众不种田，一门心思想工商，结果导致土地荒芜、人心浮躁。所以，周人从骨子里仇视商人，规定“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工商“出乡不与士齿”，即：士大夫既不能和工商业者有来往，也不能将住所选择在工商业者附近，工商从业人员离开居住地后不能和士大夫交谈。
武王驾崩后，因周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旦摄政。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周公把周族发展和夺取、建立、巩固政权，以及治国理政等一系列实践上升为理论。他设计好制度的笼子，创立了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和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在内的礼的体系。这些治国理政的方略，后来被集中收录在《周礼》一书中。
在黄河流域下游河南商丘一带，有个历史悠久的部落，首领王亥。因为王亥和子孙建功立业了，先后受封于陕西商洛和河南商丘。这里的人们，在每年的农事结束后，习惯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并以此收益来贴补家用奉养父母。周原大地上的周人，称呼这些经常赶着车外出做生意的来自殷商的人为“商人”。“商人”这个词，最初是特指商部落的人，后来扩大成商朝的人，再后来成了专指通过贩卖商品来牟利的人。这些来自殷商的商人，虽然较早地上了商业的早班车，但并没有被纳入规范化管理。给商人和商业套上制度笼子的，是周公。
在炎帝“日中为市”时，“城”还没有出现。“城”，最初只是统治者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与商业经济的关系并不大。后来，随着城里人口的增多，加之社会分工的细化，原本住在城外“市”中的人，纷纷迁移到城中，“城市”就由两个概念成为一个概念。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井”。在井的附近，很自然地出现了小规模聚集和贸易的场所——“市”。在“城”和“市”合并成一个概念之后，“市”与“井”也合称为“市井”。
西周实行的是“采邑分封，以蕃屏周”建制。周王用封邑的方式，将姬姓子孙分封到各地采邑做封君，从而实现对国家的集中统治。经过考证，有专家在陕、晋、豫及冀等地，找出了585个周代的城邑。以周的都城为主轴，数量巨大的都邑，形成了四面辐射发达的道路系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条周道，就是各诸侯国为发展贸易而修建的商道。显然，周人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丰富内涵，知道便捷的交通能促进各地间的余缺调剂。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真让人眼花缭乱，有大件的车辆也有碎小的针头线脑，有珍禽异兽也有牲畜鱼蟹，甚至作为工具的奴隶也被关押在牛马市肆里供奴隶主买卖。“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商业的活跃可见一斑。
城市越建越多，商人越聚越多，市场秩序越来越乱，这些成为周的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难题。怎么办，怎么办？周的最高管理者旦，用一套“工商食官”的管理制度，巧妙地化解了诸多难题。对此，《国语·晋语》如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