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县城，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厨房都不在屋里，是独立的一间砖房，靠着墙砌个大灶台，灶口烧柴火，锅盖一掀，热气往脸上扑，香味就飘了出来。
　　我外婆家的厨房，比谁家的都热闹，也比谁家的都香。
　　记忆里，外婆是个干练的老太太，一年四季总系着带油渍的围裙，头发总是扎得紧紧的，说话干脆利落。她做饭很快，擀面、切菜、翻锅，动作干净利索，像打仗似的。可在她的厨房里，有一样东西总是慢的——酒。
　　灶台边的窗户下，搁着一个青花瓷坛子，坛子上蒙着一块纱布，布角已经泛黄。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去掀那布角看，外婆就会笑着敲我头：“哎呀！那是酿着酒呢，别动！”
　　坛子里是她用糯米和高粱酿的甜米酒。每年立冬前后，她会选一个晴天，把泡了一夜的高粱蒸好，拌上酒曲，装进坛子。冬天不太冷的时候，她就把坛子埋在厨房外面的土里，说“这样发得慢，酒香才醇”。
　　这种酒不烈，但香得绵长，隔着几步都能闻到一种淡淡的甜味，混着烟火气，混着锅边炒菜的香油味，混着屋檐下晒干的玉米棒子的香气。
　　我总觉得，外婆的厨房闻起来就像过年。
　　可其实外婆平时舍不得喝酒。那些坛子是为过年准备的，也是为等人准备的。
　　我舅舅是外婆最牵挂的人。年轻时候外出做木工活，一年回来不了几次。每年腊月二十几，只要厨房的门缝里开始飘酒香，外婆就开始收拾屋子，对我说：“你舅快回来了。”她把屋里的棉被翻出来晒，把酸菜洗净晾在木桶里，把那坛酒打开，撇去上面的酒糟，滤出一小壶清亮的米酒，温在小砂锅里等着。
　　我也等着，因为那天晚饭，一定有炖猪骨、粉条、猪血肠，还有我最爱的锅包肉。饭桌上，外婆会坐在炕头，把酒倒进小瓷盅，一人一口，说：“尝尝，看今年发得香不香。”
　　我第一次喝酒就是在外婆家，七岁。大人说“你就抿一口”，我一抿就被呛得咳嗽。外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说：“小嘴不识货，等长大你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酒。”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着炕角那瓶封着红纸条的老酒，说那是她嫁给外公那年酿的，一直舍不得开。
　　外公走得早，家里男人的活儿全落在她身上。她一个人种三亩地，赶大集卖咸菜，过年还给人做豆包、包饺子补贴家用。可哪怕再忙，厨房里的坛子从不空。她说：“家里有点酒，就不怕过不好日子。”
　　我年龄渐长，去了城市读书、工作，渐渐离厨房远了，也离外婆远了。她不会用手机，不识字，每次通话都是我妈在旁边喊着她听。
　　后来外婆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不再自己酿酒了，但每年我们回去，她还是会让我妈去镇上的老酒坊买几斤散装米酒，说要“温一壶给丫头喝”。
　　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小丫头了，也懂了酒的味道，也懂了外婆话里的意思。
　　外婆去世的那年，是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她最后的愿望是“过完年咱再办”，说什么也要等到除夕那顿年夜饭。
　　外婆没撑过去。
　　我们照她的习惯，在厨房门口挂了红灯笼，在灶台旁点上香，一样一样摆好她喜欢的菜，最后温了一壶酒，摆在她的碗前。
　　那酒不是她酿的，却还是她厨房里的味道。
　　多年以后，每次闻到米酒的甜香，我还是会想起她。想起她在灶台前翻菜时咕哝的话，想起她把小酒盅一推，说：“喝吧，孩子长大了。”
　　也许这就是乡愁，不是江南烟雨，也不是杏花春雨，而是北方冬天厨房里的柴火香，是酒坛子里慢慢渗出来的甜，是一个老太太三十年不曾变的手艺和心意。
　　她的厨房早已塌了，可在我记忆里，那间厨房还亮着灯，有热饭，有热酒，有人唠着家常，有人走了一圈又回来。
　　外婆的厨房，有酒香，香得浓、香得远、香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