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博物馆馆藏的宋代灰陶扑满

    市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汉代陶扑满

　　
　　 
　　扑满者，即今之存钱罐，古时亦称缿（xiàng）、悭（qiān）囊等，北方多称之为闷葫芦罐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五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
　　扑满多呈球形或者类壶形，器型小巧，多数只有一个适配方孔圆钱的入钱口，而无出钱口，部分在器身单侧或两侧钻有小孔，方便系绳悬挂。钱币存入之后，待须用时，则将其敲破，扑满之名即由此得来。
　　扑满器型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唐以后渐趋扁平，腹径大于通高，呈扁圆形；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出现，扑满逐渐减少，器型亦随之变化；至明清，扑满仍然为劳动人民所使用；而我国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沿用扑满之名以称存钱罐。
　　扑满作为实用器，因其“满则扑之”的性质，保存完整者较为稀少。材质质朴实惠，多为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亦有竹器或者木器，器型多数简约、素面无纹，也有部分刻有铭文或饰以纹饰者。
　　《汉书补注·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载有沈钦韩的一段话：“案《西京杂记》云：‘公孙弘以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统治时期），为国士所推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着冠履以与之。又赠以刍一束、素丝一禭、扑满一枚，书题遗之。’”可知汉代时已有供民间存储使用的扑满。
　　王先谦《汉书补注·赵尹韩张两王传》引用沈钦韩的一段话：“扑满者……即缿也。”可知，缿是与扑满作用基本相同，那么缿与扑满是否在用途上完全相同呢？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缿出现在秦代，是为官府收取市税提供依据的衡量器，而非百姓日常所用之蓄钱器。睡虎地秦简《关市律》中有载：“为作物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zī）一甲。”这说明缿具有存储钱币的功能，是官府监督官营手工业和商业交易、杜绝偷漏税及防范贪污行为的一个重要工具。
　　自古以来，扑满也被视作廉政文物。
　　一是其“满则扑之”的属性。告诫为官者应牢记“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二是扑满多为陶制，易碎难保。劝诫为官者要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思想觉悟，对手中的权力须有敬畏之心，在施政过程中正确把握权力行使的方向。因此扑满逐渐被赋予防范贪腐、廉洁奉公的警示意义。
　　《西京杂记》中所提到赠予之扑满除作为礼物之外，即有此良苦用心：邹长倩希望通过扑满材质简单、器型质朴、满而扑之的特点，警示自己的好友：一是不要贪婪，要“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唐·姚崇《扑满赋》），否则将招致扑满之败，粉身碎骨。二是做事、为官，要日积月累，方可成大器，方作大用。公孙弘没有辜负他的期待，虽位极人臣却始终节俭。俸禄所余，不是蓄藏，而是随时出窍，在相府营建东阁客馆，招纳贤才，以便举荐给皇帝，以至于“家无所余”（《史记》）。他一生清廉自守、洁身自好，广受尊崇。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任命的九位丞相中，能得善终者仅二三人而已，公孙弘即为其一。而公孙弘与扑满的故事，更是中国廉政史上的一大美谈。
　　“钱能祸扑满”（宋·陆游《自贻》）：因为只进不出、贪婪无度，“积而不散，持莫能久”，最终落得粉身碎骨的结局；“不雕饰以炫目，宁简素以全身”（唐·韦肈《扑满赋》）：因为最终的命运是被摧毁，就像人生不可避免的归途，枯荣之一指，又何须饰以华丽的纹饰。正如唐代高僧齐己《扑满子》诗云：“只爱满我腹，争如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人。”文字简洁有力，如警钟之长鸣，读之振聋发聩！
　　扑满作为实惠的民间实用器，也常被用以抒写旧时民众的艰苦生活。宋范成大《催租行》中云：“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老舍《骆驼祥子》写道：“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数了两三遍，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黏，总数不利落。数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通过这些平实的语言，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百姓生活的不易与艰难，更能从中悟出廉洁从政的重要意义。
　　正如《西京杂记》中所言：“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上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不可诫欤？”应该时刻牢记扑满之祸，以避免贪污腐败导致自己身败名裂的惨痛教训，以民为本，察百姓疾苦，解百姓忧虑。
　　清末革命派黄兴等人士假借“扑满”之名，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们使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口号来表达扑灭满清政府的革命意愿。自此，流传千年且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扑满，在近代救亡运动中，被赋予了维新革命、民族复兴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