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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尘封七十多年的宝鸡地方志书
我原以为《宝鸡乡土志》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宝鸡地方志书，但前不久我读到由陕西省地志办立项资助、宝鸡市地志办指导、金台区地志办重排校注的《宝鸡大观》，才知道民国末期，宝鸡还出版过这样一部地方志书。不过这部志书鲜为人知，省市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只是在国家图书馆偶然发现的，距今已经尘封了七十多年。由于原书纸质脆弱、书页缺损、字迹模糊，有的甚至难以辨认，故金台区地志办于2021年11月对此书进行了重排校注，作为陕西历代旧志文库之一，才得以重新面世。
《宝鸡大观》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七月由陕西正气书画社出版，作者叫杨老达，无法查到其生平，亦不知其何许人也。校注者推断他“可能是抗战时期流亡陕西的外地人”。宝鸡市图书馆原馆长、我的同乡前辈强温先生在他的《五柳庐集》中有一篇对宝鸡县志的记录，其中说：“抗战胜利后，《西北晨报》记者王某曾编有《宝鸡大观》，对宝鸡之工商、交通、文化、教育、城市建设亦有增益，惜亦无存本。”从这一段记录来看，强温先生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宝鸡大观》作者是《西北晨报》的记者。强温先生是宝鸡民国时期的经历者，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段历史他亲历、亲见。但他可能没有见过《宝鸡大观》原书，所以误以为作者是《西北晨报》的一位王姓记者，他也认为此书没有存本了。
书前面有作者杨氏的一篇序言和凡例，卅六年元旦于西安作的序言署名杨老大，而凡例署名老达。卅六年元旦作序的荣誉道人刘武伸是在宝鸡县城城隍庙巷（今金台区中山西路街道昊阳印务公司东侧）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休养的负伤军人，绰号荣誉道人。杨老大与此人交好，并在书中专门记载了他的战斗经历和负伤过程，而且在西安嘱刘氏作序。
按照作者的序言可知，该志书是一部坐、卧可读，游、导有伴的宝鸡“旅游指南”。对宝鸡的“政教建设、工商文化、山川农矿、风俗地理、古迹名胜”等作以系统的介绍，既是一部史志杂记，又带有掌故随笔的特点，语言通俗，雅俗共赏。作者对抗战胜利后的宝鸡有极高的评价：“宝鸡为战时西北新荣市县之一，现有人口二十四万余人。七七后各地商民，迁聚于此。物产载运，络绎于途。市街修整，商业勃兴。在此八年抗战中，以一山僻之县，一跃而为西北名城。在地方兴荣史中，其变迁经过，实占有历史考据价值之一页。”所以，读阅此志对于了解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历史状况及其变迁具有极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此书是用迁到宝鸡的宏文造纸厂生产的“宏文纸”印刷的，封面用宏文道林纸设计印制。抗战时期用宝鸡当地生产的纸张印制当地的书籍，凸显抗战时期宝鸡工业的发展，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宝鸡大观》与前一年出版的《宝鸡乡土志》相比，又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内容上本着“旅游指南”的目标，对宝鸡的疆域、沿革略加记录外，重点就宝鸡的古迹如九龙泉、钓鱼台、祀鸡台、金台观，名胜如宝鸡八景等详细介绍，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城市发展记录更多。抗战前宝鸡只有以西关为中心的一条街道。到1947年，宝鸡的城市得到扩大，形成市区三镇，即在老的县城镇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新市镇和渭滨镇。“三镇繁华，以新市镇居第一，渭滨镇次之，县城镇又次之。”可见随着抗战时期大量外地人口迁入宝鸡，形成了新的市镇格局，新市镇、渭滨镇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县城镇。新市镇以中山东路和龙泉巷最为繁华，向东连接十里铺为中心的工业区，有工业企业870家。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宏文纸厂、泰华棉毛机器厂、大新面粉厂等。渭滨镇则以建国、劝业、中心、胜利4个市场为中心，最初是外地来宝难民在河滩搭草棚居住，以后逐渐形成摊贩和市场。1939年正式成立平民市场，吴耕久任市场管理处经理。至1944年，因市场发展，全部河滩住户人口达3万人以上，遂成立了河滩镇。抗战胜利后，因为建国的首要在于民生，河滩镇的平民也各得其所，便将平民市场改为建国市场，县参议会也因河滩镇名词不雅而改为渭滨镇。人口的激增，带动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专门设“生活”一目，记录了以宿食娱乐为主的包括旅社、饭店、浴室、理发室、阅报处以及戏院、电影院、书场等生活设施。工商业有手工卷烟、寄卖所、补带行、旧物商、鼓乐社、网袋合作社、商店等等。交通运输详细记载了陇海铁路在宝鸡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陇海路局、宝鸡车站、货运站、车务段，另有宝天铁路及汽车公路。汽车运输可通四川重庆、成都、广元，甘肃平凉、天水、徽县，省内的汉中、宁强、褒城和凤县黄牛铺、双石铺等地，并详细记录里程、票价、包裹及运价等。文化艺术领域则记载了书店、印刷、报纸、期刊、通讯社、派报社、广告社、音乐、书画、话剧等过去宝鸡没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音乐方面有组织社团、音乐队，演奏钢琴、大小提琴等。书画家许多是外地迁宝人员，如书法家张荆棠，画家杨凯勋、星冠五、张性荃、裴泽三等。话剧在宝鸡一度兴盛，有十余个话剧社团如中流剧团、工合剧团、太白剧社、陇海剧团、荣教剧团、青年剧团、凯声剧团等。所以，这部志书在内容上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宝鸡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多所关注。因为面向普通大众，在语言上做到文言与语体文并用，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
通过重排校注，重新出版这部70多年前的旧志，使人们了解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历史，激发人们热爱宝鸡、建设宝鸡的热情，如此，则该志的重版将善莫大焉。
《宝鸡大观》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七月由陕西正气书画社出版，作者叫杨老达，无法查到其生平，亦不知其何许人也。校注者推断他“可能是抗战时期流亡陕西的外地人”。宝鸡市图书馆原馆长、我的同乡前辈强温先生在他的《五柳庐集》中有一篇对宝鸡县志的记录，其中说：“抗战胜利后，《西北晨报》记者王某曾编有《宝鸡大观》，对宝鸡之工商、交通、文化、教育、城市建设亦有增益，惜亦无存本。”从这一段记录来看，强温先生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宝鸡大观》作者是《西北晨报》的记者。强温先生是宝鸡民国时期的经历者，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段历史他亲历、亲见。但他可能没有见过《宝鸡大观》原书，所以误以为作者是《西北晨报》的一位王姓记者，他也认为此书没有存本了。
书前面有作者杨氏的一篇序言和凡例，卅六年元旦于西安作的序言署名杨老大，而凡例署名老达。卅六年元旦作序的荣誉道人刘武伸是在宝鸡县城城隍庙巷（今金台区中山西路街道昊阳印务公司东侧）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休养的负伤军人，绰号荣誉道人。杨老大与此人交好，并在书中专门记载了他的战斗经历和负伤过程，而且在西安嘱刘氏作序。
按照作者的序言可知，该志书是一部坐、卧可读，游、导有伴的宝鸡“旅游指南”。对宝鸡的“政教建设、工商文化、山川农矿、风俗地理、古迹名胜”等作以系统的介绍，既是一部史志杂记，又带有掌故随笔的特点，语言通俗，雅俗共赏。作者对抗战胜利后的宝鸡有极高的评价：“宝鸡为战时西北新荣市县之一，现有人口二十四万余人。七七后各地商民，迁聚于此。物产载运，络绎于途。市街修整，商业勃兴。在此八年抗战中，以一山僻之县，一跃而为西北名城。在地方兴荣史中，其变迁经过，实占有历史考据价值之一页。”所以，读阅此志对于了解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历史状况及其变迁具有极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此书是用迁到宝鸡的宏文造纸厂生产的“宏文纸”印刷的，封面用宏文道林纸设计印制。抗战时期用宝鸡当地生产的纸张印制当地的书籍，凸显抗战时期宝鸡工业的发展，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宝鸡大观》与前一年出版的《宝鸡乡土志》相比，又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内容上本着“旅游指南”的目标，对宝鸡的疆域、沿革略加记录外，重点就宝鸡的古迹如九龙泉、钓鱼台、祀鸡台、金台观，名胜如宝鸡八景等详细介绍，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城市发展记录更多。抗战前宝鸡只有以西关为中心的一条街道。到1947年，宝鸡的城市得到扩大，形成市区三镇，即在老的县城镇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新市镇和渭滨镇。“三镇繁华，以新市镇居第一，渭滨镇次之，县城镇又次之。”可见随着抗战时期大量外地人口迁入宝鸡，形成了新的市镇格局，新市镇、渭滨镇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县城镇。新市镇以中山东路和龙泉巷最为繁华，向东连接十里铺为中心的工业区，有工业企业870家。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宏文纸厂、泰华棉毛机器厂、大新面粉厂等。渭滨镇则以建国、劝业、中心、胜利4个市场为中心，最初是外地来宝难民在河滩搭草棚居住，以后逐渐形成摊贩和市场。1939年正式成立平民市场，吴耕久任市场管理处经理。至1944年，因市场发展，全部河滩住户人口达3万人以上，遂成立了河滩镇。抗战胜利后，因为建国的首要在于民生，河滩镇的平民也各得其所，便将平民市场改为建国市场，县参议会也因河滩镇名词不雅而改为渭滨镇。人口的激增，带动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专门设“生活”一目，记录了以宿食娱乐为主的包括旅社、饭店、浴室、理发室、阅报处以及戏院、电影院、书场等生活设施。工商业有手工卷烟、寄卖所、补带行、旧物商、鼓乐社、网袋合作社、商店等等。交通运输详细记载了陇海铁路在宝鸡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陇海路局、宝鸡车站、货运站、车务段，另有宝天铁路及汽车公路。汽车运输可通四川重庆、成都、广元，甘肃平凉、天水、徽县，省内的汉中、宁强、褒城和凤县黄牛铺、双石铺等地，并详细记录里程、票价、包裹及运价等。文化艺术领域则记载了书店、印刷、报纸、期刊、通讯社、派报社、广告社、音乐、书画、话剧等过去宝鸡没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音乐方面有组织社团、音乐队，演奏钢琴、大小提琴等。书画家许多是外地迁宝人员，如书法家张荆棠，画家杨凯勋、星冠五、张性荃、裴泽三等。话剧在宝鸡一度兴盛，有十余个话剧社团如中流剧团、工合剧团、太白剧社、陇海剧团、荣教剧团、青年剧团、凯声剧团等。所以，这部志书在内容上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宝鸡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多所关注。因为面向普通大众，在语言上做到文言与语体文并用，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
通过重排校注，重新出版这部70多年前的旧志，使人们了解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宝鸡的历史，激发人们热爱宝鸡、建设宝鸡的热情，如此，则该志的重版将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