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山坳里的园丁……”那天早晨，父亲和他“山坳”里的同事们一起围着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凝神静听。那天是1994年9月10日教师节，父亲的名字第一次被广播，他的故事被“传颂”，坐在收音机前的父亲，激动而又羞涩。
　　“最苦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父亲说。父亲说的“最苦的日子”，就是他最初一个人守着这所学校的日子。
　　父亲17岁初中毕业后就回乡了。那时候，他做梦都想继续读书，可家里实在太穷，初中三年在城里求学，他是靠门卫大爷从学生食堂要来的面汤泡些从家里带来的快发霉的干粮维持下来的。带着一个农村青年破碎的梦，父亲一头扎进了也许本该就属于他的黄土地。可没想到，那年村上唯一的公办教师调回城里了，在那个没有“文化人”的乡村，父亲竟成了最好人选，回乡不久就被村主任叫到学校当了山坳里的代课教师。学校地点在几个村庄包围的山旮旯里，38个学生，一个老师，美其名曰复式教学。
　　学校教室是一大间破旧的土房，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坐在一起，桌子是用泥巴垒起来的“土台台”，凳子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高低不等的小方凳。一堂课里，父亲给一年级学生上完课，布置了作业，又开始给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直到四个年级上完才算结束。父亲很知足，他那些年的书没白读。由于晚上要备课和给学生批改作业，父亲平时很少回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空间几乎都在那个校园里。
　　除过上课外，父亲的生活需要自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和灶房就是教室隔壁的一个土房子。房子有土锅灶，也有炕。锅灶和炕是连在一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就着煤油灯备课和批改作业了。
　　父亲很珍惜眼前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曾一度骄傲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不就是人们常说的“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吗？面对生活的“馈赠”，他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那时候，学校是家，家也是学校。白天是一个教师和38个学生的家，晚上是他——这所学校唯一老师的“家”。
　　“家”的忙碌是从早晨天蒙蒙亮就开始的。为解决吃水问题，父亲要去约二里外的深水沟挑水。凌晨5点多父亲就出发了，出发时空着桶又走下坡路，自然舒坦些；回来时就困难多了，一担水把肩膀压得生疼不说，上坡路就不敢歇息，一旦歇下来水至少会洒出去一半或者会和桶一起滚到沟底。一口气走完近半个小时的上坡路，上到平地时已是气喘吁吁，那刚从学校毕业还未经生活磨砺的肩膀先是渗出了血后是磨出了茧。挑水回去后，父亲才开始生火做饭。不是面糊糊就是苞谷糁，就着家里带来的干粮。
　　下午6点放学后，学生们鸟儿般散去。校园一下子就空了，空得只剩下父亲和他的土坯学校。可父亲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对现实的感慨，他得赶紧拿起镰刀和绳索上山去割柴，大多是坡上的蒿草或者酸枣树，那些都是他做饭的柴火。要是夏天还好些，可到了冬天，放学的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父亲就出发了，路边的蒿草已经很少了，脚下常常打滑，割破手那是常有的事。乡村的夜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父亲背着他的柴火，是借着不远处乡村的灯火回到“家”的，那些灯火总会给他以温暖的感觉。
　　一个人守着一群孩子，守着一所学校，父亲一生中长达43年的教学工作从这里拉开了序幕，艰难而又孤单，忙碌而又充实。可也就是这样的生活，给了一个青年最坚韧的磨砺，在这所破旧的乡村学校里，在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不仅备课、批改作业，还“进修”完中专所有课程；不仅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为村上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开了“扫盲班”，让乡村罕有的“文化之流”得以传承并绵延。
　　后来，学校的老师多了，学生也多了，第二个老师来时，父亲身边已有83名学生。学校越来越大，几年后，已成了当地有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可父亲还是常常想起他一个人与一所学校的故事，他把这些故事讲给新来的老师和学生，不只为忆苦思甜，更为了告诉他们：一个人、一所学校，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初心，忘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