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王星摄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劲酒虽好，切莫贪杯。”过量饮酒不仅伤身，也容易误事。近年来，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酒驾查处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口号深入人心，各地对公职人员饮酒也作出了规定，人们习惯称之为禁酒令。其实，通过政策对人们饮酒行为加以限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禁酒令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早期。
　　“殷鉴不远”出自《诗经·大雅·荡》，意思是周王朝的子孙应以殷商的灭亡为鉴戒，后泛指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周灭商后，周人对商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嗜酒”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商人嗜酒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用酒当作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作树林，让男女赤身在其间追逐嬉闹，通宵达旦。这是司马迁对商纣王沉湎于酒的描写。文献记载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考古成果是不容置疑的。历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酒器不仅种类丰富（爵[jué]、觚[gū]、斝[jiǎ]、觯[zhì]、觥[gōng]、尊[zūn]、罍[léi]、卣[yǒu]、壶等），而且数量众多，等级不同的墓葬出土的酒器数量由数件到上百件不等。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墓中出土的酒器达149件。商人嗜酒之风可见一斑，这自然成了新生的周王朝总结教训的反面教材。
　　生动记述这一史实的铜器便是西周早期的大盂鼎。大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方立耳，平沿外折，敛口，鼓腹，圜底，三柱形足；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足根饰兽面，均以云雷纹作地。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铭文内容分两段，上段是周康王对盂的告诫，下段是周康王对盂的赏赐。在告诫之词中，周康王道：“酒无敢酖……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大意为：“不敢沉湎于酒……我听说商朝之所以坠丧天命，是因为他们的诸侯和朝中的各级官员都酗酒，故而完全失去了民心。”为避免重蹈商王朝灭亡的覆辙，周康王明确要求自己的官员不能酗酒，可谓是对他们下了一道“禁酒令”。
　　那么，这道“禁酒令”的效果如何呢？
　　考古发掘显示，西周早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大量的酒器随葬，宝鸡地区如戴家湾墓地、石鼓山墓地、竹园沟墓地等，其他地区如泾阳高家堡戈国墓地、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滕州前掌大墓地等，故而有学者认为这道“禁酒令”是失败的。其实不然。这些墓葬虽然随葬了很多酒器，但墓主并不是姬姓周人。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出土的酒器数量明显比食器少，而燕国是召公的封地，召公是姬姓周人。因此，这道“禁酒令”的适用范围很有可能仅限于姬姓周人内部，非姬姓贵族并不受此令的约束。
　　周人禁酒，也并非彻底禁绝、滴酒不沾。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便是燕国第一代国君克自己铸的酒器，说明适当饮酒仍然是被允许的。《尚书·酒诰》载：“饮惟祀，德将无醉。”意思是只有在祭祀时才可以饮酒，并且要用德来扶持，不要喝醉了。《酒诰》对饮酒的场合做了限定，并且限制了饮酒的量。由此可见，“禁酒令”实质是在姬姓周人内部限定饮酒的场合，减少饮酒的次数，控制饮酒的量。通俗地说，就是少喝酒。
　　周人颁布了“禁酒令”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礼器制度。到西周中期，周人形成了鼎簋搭配的“列鼎制度”，鼎与簋都是食器。爵、觚、斝、觯、觥、尊、卣、罍、彝等酒器在西周早中期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制度从商人的重酒转向了周人的重食。经过几十年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殷遗民终于抛弃了自己的酒礼器，融入了周人的大家庭中。用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周人的“禁酒令”无疑是成功的。
　　警钟长鸣，殷鉴不远。“少喝酒”不仅对于周人影响深远，对于当代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