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谈到粮食，是因为人类有过饥荒的前车之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饥荒并不遥远，吃过野菜、谷壳、树皮、红薯藤蔓的人们，心里永远烙上了饥饿的阴影，以致在食不厌精的今天，仍然无数次絮叨着那些粮食金贵的陈年往事。
　　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国十八年席卷中国八省的大饥荒要惨痛得多，灾区中心甘陕两省六料未收（一年中有夏粮和秋粮两料收成），干旱、蝗虫、冰雹、瘟疫、兵灾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难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后，连老鼠洞也挖空了；结队外出逃荒的人，大部分体力不支倒毙在沿途。另据《中国救荒史》统计，从西汉到1936年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因粮食产生的灾害次数高达5150次，平均四个月就有一次。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只有真实再现历史教训，才会有一点点惩戒和警示的效果。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鼎盛时期，晁错给汉文帝写了一篇《论贵粟疏》的建议书，文中说，尧和禹在位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时也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当时却没有离家逃荒的人，人们也没有骨瘦如柴，那是因为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并且提前有准备的原因。可见在四千多年前的尧帝时期，人类已经有了足够的备荒意识。
　　当饥饿的风险被降到最低时，粮食这个话题也日益边缘化。一顿鸡鸭鱼虾俱全的大餐后，人们可以毫不客气地把残羹剩饭倒进泔水桶。他们心安理得的精神依据是什么呢？是因为可以找到粮食充足的各种理由，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优越的，我们的经济学家、植物学家、社会学家早已把粮食危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悉数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在一些含有水分的数据之下，盲目地乐观着：把粮食消耗掉，明天土地照样会奉献给我们。
　　另一种盲目乐观的依据是，粮食生产已今非昔比，农业现代化足以让饥荒的历史不再重演。粮食的重要程度与空气、阳光、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不要忘了，粮食是有生产工序和周期的，工序严谨到不是一个合格的农夫难以做到得心应手，周期漫长到很多时候来不及解决人们饥肠辘辘；粮食更是娇贵的，它的生长和婴儿一样需要日光呵护、水分滋养，经不得杂草虫害、干旱水涝的侵害。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论积贮疏》），“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自然界的规律告诉人们，它不仅仅有风调雨顺，更有洪荒干旱、虫灾病害。盲目地乐观，恣意地暴殄天物，终究会怼天时而悖人伦，让灾难的几率放大。倘若再遇上一个饥馑之年，我们的粮食储备还能支持多久？
　　人的物质欲望是一口永远难以满足的无底洞，食欲更是如此。当燧人氏把火种留给人类后，美食就成为人们不断满足口腹之欲、猎奇的目标。煎、炒、烹、炸、熬、炖，油、盐、酱、醋、糖及多种佐料；天下巧妇，古今炊事，无不尽其所能，多种花样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一日三餐甚至加上夜宵，直吃得人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为了美容健身，又变着花样去减肥。脂肪肝、糖尿病、冠心病一时成为当今流行的富贵病。时至今日，厨师已成新的行当，划分等级，持证上岗。南北大菜，五花八门，粤菜、湘菜、川菜自成一派；酸甜苦辣咸，色彩、造型、荤素搭配各具特色。食材选料，已由五谷家禽家畜拓展到山珍海味，甚至一些猎奇者专吃果子狸、穿山甲、蝙蝠、毒蛇等面目狰狞、形体怪异的动物，把一些人类身上本没有的病源通过口舌轻易地输给人类，让医生治疗完正常的头痛感冒外，还要手忙脚乱地应对各种怪异的疾病。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
　　我们勤劳的先祖极度重视农耕。周初的先贤周公曾说：“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辛。”（《尚书·无逸》）他认为，士大夫要懂得农耕，才可以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周人的祖先太王和文王都亲自参加劳动，才使得国泰民安；而殷商不事农桑的昏君，最终不仅家国不宁，连寿命也不长。《国语·周语》记述，周宣王即位之初，想废弃农耕大典，大臣虢文公进谏批评，认为农事活动关乎人民的和睦与道德的淳朴；王室的每一次亲耕仪式，都体现着附着在农事之上的政治含义，一是农耕被赋予“王道”的含义，二是防止贵族像殷商上层一样腐化堕落。其次，与“王道”相反，对于从事非农事的工商业者，视其为“末技游食之民”，称其为“贱业”。今天，我们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有些放松粮食生产，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一号文件到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三农”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课题。
　　面对饥荒，惟有储备足够的粮食，因此，重提节约粮食是时代的需要，让我们共举节俭的旗帜，让节俭之风成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