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宝鸡岐山人，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村子》《遍地温柔》等12部。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有一个细节：关中农民喝完麦面糊糊，用舌头把碗的四周舔得干干净净，如水洗一般。这个细节极其真实。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祖父就是这样的，他每顿吃毕饭，必定要舔碗的。家里的任何人，吃馍的时候，就是有米粒大的馍花儿掉在地上，祖父都要用手指头把那馍花儿粘起来，送进嘴里。祖母活着的时候说，祖父是木匠，每次外出给别人家盖房子或者做家具的时候，必把家里人要吃的米、面、盐、醋按人头量好，其他的粮食与调料，祖父就锁起来。然后，他将钥匙带走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家并不缺粮食，可是，祖父对粮食珍惜如命。夏收时节，每次扬完场，扫帚扫不到的地方，遗落的麦粒，祖父蹲下来，一粒一粒地捡拾。在祖父看来，有粮食才有命，粮食是人活着最基本的条件。祖父是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关中大饥荒中活过来的。那一年，我们关中饿死了不少人，绝户的也有。祖父那一代人是从饥饿中逃出来的，对粮食有很深的情感。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深深体验过饥饿的滋味。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败落了。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四处去借粮食，看惯了眉高眼低，习惯了被人羞辱，只要能借到粮食，即使给人家下跪也无所谓。我深刻体验过，在饥饿面前，人是没有尊严可言的。我记得，有一年已经搭镰收割小麦了。我们一家人给生产队割毕麦子收了工，大约下午一点多了，大家回到家里一看，锅冰灶凉，母亲没有做饭，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已饿得坐在房檐台上一句话不想说。过了一会儿，母亲急匆匆地回来了，她额头上汗珠滚滚，手里提着一个面口袋，进了灶房。原来，母亲外出去借面了，家里断顿了。直到母亲下世，我也没有问过，母亲是在什么地方要的面。我不能张口，也不敢张口，我担心我一问母亲，会控制不住自己而放声大哭。
　　分田到户以后，我们一家对粮食分外珍惜；宁愿穿朴素一些，也不把粮食卖掉去买衣服鞋袜。1995年，举家进城时，我们竟然积攒了十六石小麦。因为要在西安城安家，小麦没法运过去，我心疼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十六石麦子给了亲戚。
　　我在小说中多次写过饥饿。那时候，我常常被生产队长派到距离村子二十里开外的山庄去劳动。在山里，我们生产队有二百多亩土地。每天清晨，星星还没有落尽，就爬起来犁地，大约到了上午十点多才收工。等收工时，我饿得躺在湿土地上起不来了，恨不能抓一把土填进嘴里。有一天，我去很远的地方割柴，割到下午的时候，我饿得一头栽倒在坡地里了，强撑着爬起来，爬上院畔，站在一家人的窑门口，朝窑洞里那个女人叫了一声“姨”，并问她，能不能给我一口馍。那女人说，没有馍，有搅团（关中人用粗粮做的吃食）。我有气无力地只说了一个字：“好。”女人从案板上拧了一块搅团给我。本来，搅团是要用盐醋辣子调着吃的。我接过搅团，几口进了肚子。我抬头看时，给我搅团的女人也就二十岁上下，和我年龄差不多。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忘记给我搅团吃的那个女人。
　　人是靠粮食活着的，这个道理太简单。农民一生在土地上奋争，就是为了我们的粮食。因为我知道饥饿的滋味，我才对粮食有特别深厚的情感。也许，当下有些年轻人赶上了好年月，没有饥饿的体验，便对节俭有些漠然了——建议习惯倒掉剩饭的人，两三天不吃饭，感受一下饥饿的滋味。
　　虽然，我进城几十年了，每年夏收的时候，我仍是担心下雨或刮风，而且念念叨叨，让农民顺顺当当把麦子收回来吧。妻子说，你现在不种地了，不是闲操心吗？我是进了城不种地了，可是，我觉得，我依然是农民。我回老家时仍喜欢干农活儿，农民的情感没有消逝。我热爱自己的农民身份，更热爱我们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