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草原饮马池张琼摄

　　秦人的崛起与宝鸡这片热土息息相关。
　　从公元前762年秦文公率兵东猎陈仓，到公元前349年秦孝公迁都咸阳的四个多世纪里，秦人活动的中心舞台就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秦经历了一段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为后来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基础。
　　大秦王朝创立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构建的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具有强悍的生命张力、坚韧的抵抗力和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是中华文化不朽的灵魂。
　　两千多年前，虽内部整合激烈、强大外敌侵扰、意识形态较量、各种文化渗透，但都未能撼动中华民族的根基。“祖龙魂死秦犹在”，秦帝国虽死，死的是帝王，不亡的是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血脉里的秦汉雄风。
　　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无纪年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襄公）、秦国时期（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0年）、秦帝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
　　秦人立国前曾长期居住在陇山以西，偏居一隅。经过襄公、文公父子两代人半个世纪的努力，秦人得以立足于“汧渭之会”，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周故都周原一带，从而确立了他们在渭河平原西部的统治地位。
　　德公迁都雍城后，秦人占据了泾河流域和渭河平原，秦因而得以迅速兴旺发达，为其子孙后世饮马黄河奠定了基业。春秋时期，名将辈出，大才如云。当时人才大都愿意投奔最发达的齐国，而秦少有人问津。只因秦穆公实施唯才是用的政策，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任用外贤也成为秦国的传统。
　　秦与强晋长期争战，但秦国的势力，始终不能立足于黄河以东。于是，穆公便把国家发展战略，转而向西。穆公对西戎的征伐，不仅巩固了后方阵地，而且也使秦的疆域大大扩展，并从物力、人力上壮大了自己，增强了秦争雄天下的实力。同时，秦人先进的文化，对促进戎狄族与华夏族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穆公打拼出来的辉煌，随他死去，转瞬即逝。尔后，约两个半世纪，秦国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地。与东方诸国相比，秦国是比较落后的。秦国因为没有进行过大的社会改革，旧奴隶主贵族势力强大，他们垄断政权，干预君位的继承，致使国力衰弱。各诸侯国视秦为“戎、狄”，不让秦国参与会盟。
　　战国以来，强力竞争，是其时代精神；强势生存，是其生存法则。铁器出现、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使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变化状态。这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大转型的时代，变法、彻底刷新自己，成为每个诸侯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
　　公元前361年，满怀一腔热血的商鞅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变法图强之举在秦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高山塌陷，深谷为陵。变法使得秦国国势蒸蒸日上。秦国也在对外战争中，开始转败为胜，从此，秦开启了统一中国的新纪元。
　　秦人早先来自东方。他们既有海岸民族丰富多彩的幻想，又有游牧民族强悍骁勇的性格；尚武事功的动态文明同重农务实的静态文明相结合，形成了尚耕战、崇进取的文化体系；而建功立业的事功意识普泛化，使之成为秦社会运作的灵魂和杠杆，升华为秦民族的精神支柱，对秦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而秦国法律的内容含有一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革新精神。秦国的制度导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造就了秦政坛上的一个个风云人物，他们不仅留下赫赫功业，也展现了积极进取和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使后人从中触摸到秦民激越的历史脉搏，领悟到秦军所向披靡的深层奥秘。
　　秦民并不是一个只知征战的人群，他们也曾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还有缠绵悱恻，其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是诗歌，如《诗经·秦风》《石鼓文》。诗人借山借水，抒发心中情怀，咏怀山川秀美。
　　在汉字发展史上，《石鼓文》上承金文、下启小篆，被称为石刻之祖。石鼓文化表现了秦人张扬、自信、洒脱的君子气象，展示的是秦人开拓、称霸、一统中原的志向。以石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潮流，从此开启。秦嬴政统一中国，每巡行一地，都要刻石勒功、宣德昭志。汉唐以至明清，石经、碑志、摩崖石刻、石刻造像……流布中华大地，焕发着石文化的特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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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春秋战国，吸纳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残酷的生存环境又迫使他们趋同于戎狄民族，地域偏见少、宗法思想淡漠，形成一种与中原民族迥异的文化气质。
　　每当我们回首秦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它能够在春秋战国诸侯中脱颖而出而感慨，为它横扫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震撼。秦人是怎样的人群？他们是如何在荒芜中崛起的？让人不禁想沿着秦人走过的道路，去探究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