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宝鸡岐山人。

　　几场风，几场雨，夏天到了，麦子黄了，开镰了，收割了。做过二十多年农民，在二十多个火热的夏收时节，我和麦子较量过，也享受过收获的喜悦。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4年的夏收。
　　我们村是1981年冬天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夏天，我们收割了第一料分田到户的小麦。那一年，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我家四口人，七亩责任田，竟然收获了十三石麦子。在这之前，我们生产队一百二十多口人，才能打七八十石小麦，除了交公购粮，一个人最多分四斗多麦子。可是，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料，四户人家的收成就足以抵上一个生产队的全部收成。家里只有一间半厦房，收获了那么多麦子，没有地方堆放，麦包就扎在厨房里，妻子做饭都挪不开脚。这才是真正的夏收，家家户户的麦子堆满了房间。因为刚分田到户，牲畜不足，农具的使用也不尽如人意，在夏收期间未免争农具，争打麦场，出现一些磕磕碰碰。两年以后，境况变了，因此，1984年的夏收不只是又一个丰收的记忆，也是农民文化心理变化的一个章节。
　　1984年夏天，在“算黄虫”节奏分明、急迫而恳切的叫声中，麦子黄了，似乎一夜之间，麦子从村庄后面的半坡地里一下子黄到了村庄前面的平原上。这一年，家家麦子长势好。因为1983年的夏收时节，一些庄稼人动手晚了些，迟钝了些，几天阴雨，麦子在地里生了芽。1984年的夏收就格外紧张。田地里，到处是挥汗如雨的庄稼人，连多年不上地的老汉老婆，也提上镰刀进了地，半蹲半跪在地里割麦子。镰刀和小麦搏击的声音，拖拉机的响动声，庄稼人呼儿唤女的喊叫声，从田地里传到了村街上，又从村街上向打麦场上飘逸。月色溶溶的夏夜，麦地里依旧人声不断，有的人在挥舞镰刀，有的人在用架子车拉运。偶尔还能传来几声秦腔，庄稼人用吼几句秦腔表达丰收的喜悦。开镰的前一天黎明前，我骑上自行车去县城叫麦客，一个也没有叫到。甘肃来的麦客被起得更早的人叫走了。第二天黎明前又去县城叫，结果连麦客集市也没了。我和妻子不再有幻想，只能自己去割。当天下地时，心一急，手掌被镰刀刃割了二寸长半寸深的口子，我毫不理会，没有去医疗站上药，只是用手绢扎紧手腕，下了地，埋头就割麦（已经失去疼痛感）。我深深体验到，人的意志力太可怕了，那一天，我带着伤，和妻子割了二亩七分麦子！
　　麦子收回来后，碾打开始了。四户人家一个打麦场。上午张家碾打，下午李家碾打，晚上再给刘家和赵家碾打。一家碾打，四家人全部出动，满场面的欢声笑语，满场面的和谐之歌，而且，给谁家碾打，四家人就在谁家吃饭。这简直不是收获，而是过喜事。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说，解放初期的互助组就是这样。这种景象又回来了。我之所以不可忘记1984年的夏收，是因为，在那年的夏收中，和村里的庄稼人一样，收获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乃至亲密无间，每个人都把别人家的收获当作自己家的收获，毫无怨言，毫不计较，你帮我，我帮你。这种和谐而美好的精神状态像夏天一样热烈、一样醇厚。这种收获像丰收的麦粒，颗粒饱满，支撑着我的故乡，使我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