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已三十多年，当年二十八岁的我，现在也已过了花甲之年。每当翻看父亲泛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和《职工还乡生产证》，就想起了当年给父亲看病的那件事，它一直萦绕于心，至今难以忘怀。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深秋，父亲因耳疾，平生第一次叫我陪他进城看病。秋日的早晨，天高气爽。在母亲的叮嘱下，我带着父亲出门了。现在回想，父亲坐我骑的自行车，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红旗牌的加重自行车，在那个一毛钱就能吃碗加肉的面的年月，算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自行车的三脚梁用墨绿色塑料带缠绕，就连捎货架也用细麻绳缠了个严实。
　　我骑着车载着父亲，从村口的大路拐上公路。经马营镇、翻石咀头岭，过渭河上的胜利桥，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市区。街道人稠处，父亲下了车与推车的我并行。看着街面的一切，父亲就像小孩子，眼神里满是新奇。我暗暗思忖，当年，父亲从部队归来，是在城里进过工厂的，只因响应号召，才又从城市回到了农村。他怎会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样陌生？他的举动使我心酸。
　　到了河滩医院，在医院门口的存车点，我花两分钱存好车子。挂号就诊，医生不住地埋怨，来晚了，父亲的左耳，由于化脓时间太长，已经没救了。听着医生的话，站在一旁的我万分自责，心似针扎般痛。可父亲却坦然一笑，起身给医生道了一声“麻烦了”，扭过头说：“娃，不就是左耳聋了，还有右耳好着哩，咱庄稼人讲究个啥哩？走，咱回。”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冲出眼眶，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又咸又苦。
　　我跟在父亲身后，走出医院大门。望着父亲满头华发、日渐消瘦的背影，谁能想到他才五十多岁，谁又能想到他曾在硝烟中勇立战功。
　　日当正午，我拽着父亲走进了“三好食堂”，找了个空桌子，硬让他坐下，我去卖饭窗口，要了一盘八毛钱的红烧肉、三毛钱的砂锅豆腐，外加五分钱的白米饭。父亲望着服务员端上桌的三样饭菜，生气地埋怨道：“谁让你这样糟蹋钱哩？往后的日子咱还过不？”我只有好言相劝：“爹，您别生气，这是儿的一片心意，不吃也退不了了，赶紧吃吧。”父亲叹了口气，不得不拿起了筷子。
　　回家路上，我们爷儿俩闷头无语。直到翻过咀头岭，父亲跳下车子，说啥也不坐车了。我们走下大坡，迎面是一片新品种的高粱。火红的穗子，籽粒饱满，骄阳下，绽放着笑脸，像迎接它的主人。父亲打开了话匣子：“你看这新品种，穗大粒饱，秸秆还有大量糖分，是喂牲口的好饲料。你再看，这是西农培育的‘户单一号’新品种玉米，秆粗穗长，耐旱高产，还抗倒伏哩……”这才是父亲的世界，父亲的快乐田园。
　　秋作物在微风里窃窃私语，道旁的树梢上欢雀鸣唱，稻浪起伏泛着金光。丰收在望的喜悦，在父亲的脸上荡漾。所有的病痛就像与他无关。一走进家门，他就忙着收拾起秋种的家当。母亲急忙询问看病的情形，父亲埋头忙活着手中的农具，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声“不大要紧”。
　　日子又归于往常……
　　1985年，在千家万户欢度春节的日子，我亲爱的父亲却突然辞世。他将无尽的思念和千般不舍留给了我。他在世的几十年里，曾担任生产队长、林场场长，他生命停止的那一天还是党小组长。
　　像我父亲这样的普通农民，是在默默无闻地埋头躬耕、辛勤劳作中，播种他眼里来年的希望，他用耕耘者最朴素的生活态度对待未来，从没有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