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当时整个中国,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中高级干部，包括许多中央决策层的老干部，都很难从习惯的思维、习惯的方式、习惯的行为和习惯的道路上走出来。这种习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势力，也形成一股强烈的风潮，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周密的措施、坚定的决心和稳健的策略，是注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可以说，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从社会影响上，也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从长远眼光上，如果没有邓小平，仅凭安徽省委是无法顶住那股强大的压力的！
　　安徽省委制定“六条”时，采取了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的策略是少做宣传、埋头多干。但是架不住安徽省的农业形势发展得太快也太好了，即使没有记者采访，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也已经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那些有良知的记者实在无法按捺自己的激动，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还专门配发了编者按，高度评价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六条”的事情。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时，邓小平正在出访尼泊尔路经四川的途中，他当即找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郑重地推荐这篇文章。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啊？”
　　很快，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紧跟着颁布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十二条”。
　　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也成为全社会广泛争议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及编者按后不久，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专门找到邓小平，汇报安徽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也汇报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以他素有的冷静沉着，一言不发地听完，听完后态度明确地告诉万里：“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朝下干！”
　　这边安徽和四川在大刀阔斧地朝下干，那边更多的领导干部是在看。
　　其时，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农民都已经动起来了。
　　也许是从前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受到的打击太多太大，许多领导干部心有余悸，那么多的省委书记，除了四川、广东、内蒙古、贵州等少数几个省份，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发一言，处于观望状态。最勇敢的也是避实就虚，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就是不明确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
　　时间在朝前走。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扩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虽然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然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括北京一些媒体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言论，念的都仍然是从前的经，唱的也仍然是从前的调。
　　不久，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同时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认为其实质是倒退。
　　一时间，围绕着包产问题，争论得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始终在姓“社”还是姓“资”上。
　　种种迹象都表明，突破重围绝不是那么容易，也绝不会那样简单！
　　客观地说，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动大手术，也是从根子上否定了人民公社！
　　问题在于，由于农村几十年来在人民公社这条轨道上行走，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行走，因此，对这种体制的改变一时难以适应。与此同时，分田到户面临着许多新困难，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尤其是分田到户的初期，它的优势还没有显现出来，倒是问题出现了不少。那时候乡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城里来，十之八九是农民如何不听约束，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碰到坏地大家拼命推，以至于有的地竟被分割成几米宽……再就是农具拆了，拖拉机大卸八块，五保户没人过问，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民办教师把学生撂在教室，自己回家种地去了……
　　正因为分田到户时出现了那样一些混乱现象，所以不少人在那个阶段，曾经不同程度地对农村改革产生过不理解，甚至抵触。
　　一时间，各种舆论纷起。其中最主要的批评直指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
　　“什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乱了思想，乱了社会主义！”
　　“什么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精髓是复辟资本主义！”
　　一时间，整个形势错综复杂，舆论相持不下，力量平分秋色，以至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那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
　　概括得非常传神！
　　那阵子，笔者正好在西安铁道报社工作，经常外出采访，接触到大量的干部工人。
　　（连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