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彬    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致力于文化伦理批评、长篇小说创作以及英文翻译等。出版理论著作《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迷失》、长篇小说《流萤》《天香》、译著《安琪拉的灰烬》等300余万字。

　　写诗之于我已有不短的历史，至少从13岁即开始正式写了起来，各种诗体也都尝试过。所谓的处女作便是作为中学生发表在家乡报纸上的一首仅有六行的诗，题目至今仍记得——《矿山的灯》，甚至连其中的内容我也不曾忘却：
　　夜幕临了
　　天上挂满了星星
　　矿山的灯
　　还睁着眼睛
　　一闪，一闪
　　哦，它正盘算着白天的收成
　　写诗大大丰富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让我稚嫩的心灵超越了它原本难以承受的艰辛，并且强化了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记忆。可以说，我正是从写诗开始学习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文学对于我的恩典首先就体现在了诗歌上，每当我试图趁夜晚再次潜入岁月的河流回溯畅游时，伴随在我左右的总是那些诗歌的鱼儿。这时候，我似乎也变成了一条鱼儿。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与人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我是一条鱼儿，属于诗歌与河流，属于夜晚和星星。我是孤独的，我是忧郁的。我拒绝白昼，拒绝陆地，我的拒绝赋予了我以自由的边界。这一生，我都只不过是在执着地确认这个边界而已。对了，除却自由，诗歌还能够是什么呢？
　　临近大学毕业之时，我倾尽所有印刷出一本薄薄的诗集，取名《新水手》。是的，我将启航，满怀因渴望而生的忧伤，向着无边的诗海劈波斩浪。然而，随即踏入社会之后，我却一度中止了对于诗歌的狂热，将热情全面转向叙事艺术，炮制出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我以为，诗歌已然满足不了我同这个世界作对的勇气，它不够世俗、不够粗野、不够直接、不够荒诞……当然，后来的我明白了，这完全就是我对诗歌的一种误解，正像我对自由的误解。尽管这期间我并没有真正停止过写诗，但却基本放弃了成为诗人的野心，所有的诗作都像日记一样被隐藏起来。我不太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实，我是把诗歌当成了日记。意识到这一点，我花费了好多年的时光。
　　日记是无须发表的，所以我再没有发表过诗歌。为此，许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也写诗。相比于小说，诗歌显然更是存在、是歌唱，它无意表现生活，它只创造生活，它比小说更忠于自我，更敏于行动。此外，诗歌的语言是光，却是朦胧的，视觉对此只能是徒劳，其中那纯粹的思想仅在听觉的时间里悠扬。我与诗歌同在，但从来就不是视觉上的相伴，而仅仅是听觉上的相随。我曾把诗歌理解为鱼儿，那是因为我自己就是鱼儿。事实上，我想象不出诗歌的形象。我是有限的，它是无限的，有限如何得以把握无限？在它和我之间，只是一种时间性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使得我无法占有诗歌，反倒唯有借助诗歌方能在时间中生成，进而令自己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表面看来，是我在写诗；实质而言，是诗在写我，我是诗的创造物。
　　诗歌令我羞涩，我不敢说我用诗歌表达什么，我根本就驾驭不了诗歌；写诗只不过是我在聆听诗歌的召唤罢了，而我所写下的正是对于此种召唤的感激。《我曾在你碧空下的火焰里迷失》这部诗集记录的便是我多年来的感激。当我终于晓悟自己不必向诗歌乞求任何回报的时候，我恍然发现，它已经给予了我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