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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张浩来信，并写了编者按，于1979年3月15日正式发表。发表时还冠了个醒目的标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张浩在来信中说：
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意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
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文章一出，全国大哗。
人们纷纷猜测：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究竟有什么背景？又针对谁？
《人民日报》历来是中国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它在关键时刻发表这样一封人民来信，而且使用的是这样一种命令式的口气，显然大有来头。这一点，就连最普通的农民都感觉到了。
很快，一些新闻单位组织起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把人们炸蒙了。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虽然安徽起的是挑头作用，但无论江苏还是四川，也无论陕西还是河南，可以说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都在或明或暗地这样搞。那一阶段，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在热切地期盼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都在热切地期待改革的步子能够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而《人民日报》这封来信的发表，使全国许多地方刚刚迸发出来的生产热情立即被压制下去。
据说，《人民日报》发表这封来信的当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就立即赶到基层召开座谈会，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安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更是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随后又赶到包产到户的始发地滁县地区，他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他拿主意。
万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万里说：是与非，对与错，只能靠实践来检验！只能用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万里说这些话是需要胆量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达成了共识。问题只在于怎样发展生产？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阀割据、土匪盘剥，以及鸦片毒害等影响和妨碍农业正常发展的社会形态都不复存在。农民安心生产的外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农民有没有种粮的积极性？怎样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何况，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现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最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被农民拥护，也最能够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但是在当时的思想政治条件下，还不可能对此前所有的问题都进行澄清和纠正。
农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会议在12月22日结束。万里很快返回了安徽。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会议上，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万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能照抄照搬它的字句。
万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安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
后来闻名于天下的小岗村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熊不下”的孟家坪
其实，包产到户的崛起是一个必然，而小岗村的出名只是一个偶然。
真实的情况是，在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全国已经有无数个村落，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或半秘密地开始了包产到户。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队，也是这时候开始进行“地下活动”的。
米脂县是个全国闻名的县。之所以闻名，首先在于它出了两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李自成；另一个是貂蝉。而另一个使米脂出名的，是那句流传在陕北的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但是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岁月里，绥德的汉根本挺不直腰杆当好汉，米脂的婆姨也始终无法昂起头来当好婆姨！
为什么？
太穷！
米脂县有一个杜家石沟镇。杜家石沟镇有一个朱兴庄村。朱兴庄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个叫孟家坪。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它的称呼是：杜家沟人民公社朱兴庄生产大队孟家坪生产队。
孟家坪生产队共有16户64人。改革开放前，有几句民谣描述了孟家坪农民的面貌和状态：
早上四点半，晚上加夜战，鸡叫点灯学习老三篇。
（连载15）
张浩在来信中说：
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意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
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文章一出，全国大哗。
人们纷纷猜测：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究竟有什么背景？又针对谁？
《人民日报》历来是中国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它在关键时刻发表这样一封人民来信，而且使用的是这样一种命令式的口气，显然大有来头。这一点，就连最普通的农民都感觉到了。
很快，一些新闻单位组织起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把人们炸蒙了。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虽然安徽起的是挑头作用，但无论江苏还是四川，也无论陕西还是河南，可以说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都在或明或暗地这样搞。那一阶段，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在热切地期盼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都在热切地期待改革的步子能够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而《人民日报》这封来信的发表，使全国许多地方刚刚迸发出来的生产热情立即被压制下去。
据说，《人民日报》发表这封来信的当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就立即赶到基层召开座谈会，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安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更是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随后又赶到包产到户的始发地滁县地区，他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他拿主意。
万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万里说：是与非，对与错，只能靠实践来检验！只能用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万里说这些话是需要胆量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达成了共识。问题只在于怎样发展生产？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阀割据、土匪盘剥，以及鸦片毒害等影响和妨碍农业正常发展的社会形态都不复存在。农民安心生产的外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农民有没有种粮的积极性？怎样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何况，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现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最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被农民拥护，也最能够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但是在当时的思想政治条件下，还不可能对此前所有的问题都进行澄清和纠正。
农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会议在12月22日结束。万里很快返回了安徽。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会议上，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万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能照抄照搬它的字句。
万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安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
后来闻名于天下的小岗村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熊不下”的孟家坪
其实，包产到户的崛起是一个必然，而小岗村的出名只是一个偶然。
真实的情况是，在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全国已经有无数个村落，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或半秘密地开始了包产到户。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队，也是这时候开始进行“地下活动”的。
米脂县是个全国闻名的县。之所以闻名，首先在于它出了两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李自成；另一个是貂蝉。而另一个使米脂出名的，是那句流传在陕北的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但是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岁月里，绥德的汉根本挺不直腰杆当好汉，米脂的婆姨也始终无法昂起头来当好婆姨！
为什么？
太穷！
米脂县有一个杜家石沟镇。杜家石沟镇有一个朱兴庄村。朱兴庄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个叫孟家坪。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它的称呼是：杜家沟人民公社朱兴庄生产大队孟家坪生产队。
孟家坪生产队共有16户64人。改革开放前，有几句民谣描述了孟家坪农民的面貌和状态：
早上四点半，晚上加夜战，鸡叫点灯学习老三篇。
（连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