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俊十分气愤地到加工厂骂了一通：“国家暂时困难，给个老红军供应一点猪吃的米糠，拿去救命，犯什么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把钥匙拿来，我去称，顶多把我这个局长撤了，还能怎么样……”随后叫我去用筛子筛了一堆米糠，记得有60多斤，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事后，我又从酒厂里经常买点酒糟子来，基本上就能吃到秋天苞谷成熟的时候了。
　　1964年2月3日，癸卯年腊月二十，家里又添了一个最小的儿子，因为生他时一群大雁刚从天上飞过，取名叫雁娃。这一年国家已允许开垦“八边地”了，到了冬天，生活紧张的局势已基本扭转了，家家户户基本上已能过个“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了。多年来我的月工资一直是35元钱，困难时只能买100斤红萝卜，孩子们一个个是怎么盘大的，没饿死能活到今天，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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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共分三大块：陕北、关中和陕南。
　　三大块中，最穷的是陕北，陕南次之，最富庶的是关中。
　　关中也被称作八百里秦川。这里土地平坦，土壤肥沃，加上风调雨顺，因此自古以来就是闻名天下的米粮川。而在整个关中平原，户县又是优中之优。即使在民国十八年那场空前的大灾荒中，户县的粮食情况也远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但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被强力推动以后，户县老百姓的日子同样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难。也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灾难时一样，户县尽管同样贫穷，同样困难，却远比陕北、陕南等地强得多。李百灵在他的《农情忠言录》中，以相当传神的笔调记录了当时户县的情况：
　　此时的户县和全国相比，处境相对好一些，但人们仍然无法逃脱常年饥饿，人人面带菜色，不是干瘦乏力，就是浮肿蹒跚。饥肠辘辘的老百姓疯狂一般吞食着所有可吞食的食物，什么麸皮、糠糟、油渣、麻籽、豆渣、槐花、榆树皮、苞谷壳。实在没有办法了，“观音土”也只得下肚。人们整天都是想着从哪里弄来吃的。
　　李百灵告诉我，即使这样，青海、甘肃的饥民还浪潮般地朝户县涌来。他以如椽之笔记录着这批难民的生活：
　　沿门乞讨，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在街道，饿得呷着口水，缩着脖子，四处转游（悠）。目光不住地睃（逡）巡，发现有人在食堂或路上吃着馍，就悄无声息，猛地扑上去，把馍抢来，往上吐唾沫，或扔入路旁驴粪牛粪堆中，任你气愤痛骂，殴打撕扯，决不还手，也无力还手。被抢之人如嫌馍脏了，就放弃了。抢馍的人根本不在乎馍脏不脏，三口两口狼吞虎咽就把馍塞下肚。但有的被抢人，馍再脏也要抢回来，抢馍人便白挨一顿打。这样的事，县城街道上每天都要发生两三起。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户县1961年与1960年的商品供应相比，猪肉下降了60%，火柴下降了63%，肥皂下降了50%，胶鞋下降了80%，白酒下降了60%，自行车下降了77%，缝纫机下降了39%，炼油下降了37%……
　　刘雪海一家人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插队落户。
　　紧挨着我们知青点居住的是刘雪海一家。刘雪海是生产队的会计，也是一位勤朴忠厚的农民。刘雪海的媳妇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妇女，她非常真诚地关心着我们这批不谙世事的知青。尤其是后来知青陆续招工回城，而种种阴差阳错的机缘使整个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时，她经常给我端来一碗面或者拿来两个馍，让我能够吃口热的吃顿饱的，使我始终对她怀有深切的感恩之情。至今，距当年插队落户已经有四十年时间了，但是我们队的不少知青都与十二盘的乡亲们仍有来往，都与刘雪海一家人仍然保持着非常融洽也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时，刘雪海一家有七口人。除了他们夫妇俩，还有刘雪海的大哥和二哥（他们都是光棍），再就是大女儿刘吉香、二女儿刘吉秀、儿子刘文忠。后来我招工离开农村后，知道他们又添了小儿子刘怀忠。
　　农村妇女一般不称呼名字，山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一直称呼刘雪海的媳妇“吉香她娘”。改革开放后，吉香和吉秀相继出嫁，而且都嫁到了外村。家里只有文忠和媳妇巧燕同老人们在一起过，我们才又慢慢地改称她“文忠娘”。
　　也许是因为文忠娘说话带有明显的甘肃口音，我头一回接触她，就知道她是甘肃人。至于是甘肃哪个地区，为什么会来到陕西，则从来没有问，也不需要问。尽管那时我们还很年轻也很幼稚，但是困难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还是牢牢地镌刻在脑子里了。那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乞丐潮水般朝关中平原涌来，村里有几个外来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几乎每年收麦以后，文忠娘都要回甘肃一趟。那些年，到处粮食紧张，她每次回去，照例会背些粮食。十二盘出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需要走约30公里才能到达山口。出山后还要再走大约10里路，才能到达西宝线上一个叫阳平的火车站。每次她就是从这里上火车朝甘肃返。那时候我脑子里隐隐闪过念头：那么遥远的距离，那么辛苦的跋涉，她为什么总要不辞辛苦地回去？
　　凭着一种直觉，我觉得这和当年那场大饥荒有关，但是为什么会与它有关，我却没有任何依据。
　　（连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