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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伸/著
农民不服气，质问乡长：你既然没把握，为啥非要强逼我们种？
乡长回答得非常轻松：上级安排的，我有啥办法！
事后推测，乡长的回答有可能是假，但也有可能是真。问题在于，无论真假，你都无法撼动和改变它。真的是上级指示他这样种，他确实没有办法，只能照办；如果没有上级指示他这样种，纯粹是他自己想当然地出此“妙招”，那同样没有办法，同样只能照办。
陈冏台放假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正是合作化各种矛盾急剧呈现的时期。这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现象和事件朝他拥来，使得他在应接不暇的同时，也逐渐产生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起初隐约，后来明显，最后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1956年以前，农民的日子过得很平和，也很好；1956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推进的速度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他心里很焦急。农村中复杂的现实与他在报纸上、学习材料上所看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在炮校时，他读到和听到的全是农业合作化的好消息。但是回到农村，才发现这些好消息是多么虚假。比如报纸上整天说农民敲锣打鼓地欢迎合作化，而事实上，农民是不敢不敲锣打鼓，不敢不加入合作社，否则大帽子朝你头上一扣，你的日子就怎么都没法过了。陈冏台发现，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农民确实是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了。这种组织如果用在军事上，应当说相当有效也相当有力；但用在劳动上，则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合作社越大，与农民切身利益就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农民“爱社如家”呢？
何况，之所以提出“爱社如家”，至少说明“家”是农民心爱的。而“社”只能提倡农民去爱。至于农民是不是愿意爱，能够爱到什么程度，那就不是简单的说教和粗暴的强迫所能够实现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怪事屡屡出现。农业合作化被大家嘴上说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不打粮食；集体生产被报纸上吹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大家出工不出力。
那时陈冏台的思想认识水平还不能达到更深的层面，他通过一件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来对农村的状况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使他感到，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不可避免，那完全是由于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不走群众路线而造成的。一些从上面派下来的干部根本不懂农业生产，他们完全不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只图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大搞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置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硬是把党和政府放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了。
他心里非常焦急。
历史踪迹的探溯者
当我在户县采访和了解半个世纪前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时，我的心情既沉重又遗憾。
说沉重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遗憾？
2002年我在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拍摄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时，结识了当时红土镇党委书记杨红刚，继而又认识了杨红刚的父亲杨彦芳。杨彦芳是一名从农村基层中走出来的干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在基层农村担任公社书记，以后又担任了印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和铜川市委党校副校长。这是一位性格耿直、品行正派，勇于实践也勤于思索的长者。他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思想和朴素的作风，使我深为钦敬。
非常巧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杨彦芳就在户县农村搞查田定产。
杨彦芳告诉我，那时他还不到20岁。当时他和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用尺子丈量土地的长宽，计算土地的面积。那时候工作没黑没明，非常辛苦，却也令人振奋和激动。他们把土地的情况量准算清后，就快马加鞭地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杨彦芳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有一回他到户县所辖的秦岭深山区去看望农民，发现有一户农民在毛主席像前放了一个香炉，并敬着香。
杨彦芳指着毛主席像问农民：知道他是谁吗？
农民回答：是给我分土地的爷！
杨彦芳说：当时农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当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农民手里还没暖热的土地突然又被一股脑儿拿走后，情况很快就变化了。
彼时户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整体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得朴素，活得清白，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无论生活多么曲折，他们总是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来厘清历史，回望来路。
户县工商局退休干部李百灵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百灵，户县人。1943年出生。
2011年，当我在户县采访李百灵时，他已经年近七旬。
李百灵给我谈了对从前和如今一些农业问题的看法，只谈了短短几句，就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之所以肃然起敬，是因为两点：
一、他直言不讳，追求真理，具有真正的文人风骨。
二、他态度客观，实事求是，展示出真正的学者风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百灵对农业合作化的弊端看得非常深彻，同时，他对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分田到户所产生的弊端，同样不留情面地尖锐批评。
（连载5）
农民不服气，质问乡长：你既然没把握，为啥非要强逼我们种？
乡长回答得非常轻松：上级安排的，我有啥办法！
事后推测，乡长的回答有可能是假，但也有可能是真。问题在于，无论真假，你都无法撼动和改变它。真的是上级指示他这样种，他确实没有办法，只能照办；如果没有上级指示他这样种，纯粹是他自己想当然地出此“妙招”，那同样没有办法，同样只能照办。
陈冏台放假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正是合作化各种矛盾急剧呈现的时期。这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现象和事件朝他拥来，使得他在应接不暇的同时，也逐渐产生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起初隐约，后来明显，最后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1956年以前，农民的日子过得很平和，也很好；1956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推进的速度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他心里很焦急。农村中复杂的现实与他在报纸上、学习材料上所看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在炮校时，他读到和听到的全是农业合作化的好消息。但是回到农村，才发现这些好消息是多么虚假。比如报纸上整天说农民敲锣打鼓地欢迎合作化，而事实上，农民是不敢不敲锣打鼓，不敢不加入合作社，否则大帽子朝你头上一扣，你的日子就怎么都没法过了。陈冏台发现，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农民确实是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了。这种组织如果用在军事上，应当说相当有效也相当有力；但用在劳动上，则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合作社越大，与农民切身利益就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农民“爱社如家”呢？
何况，之所以提出“爱社如家”，至少说明“家”是农民心爱的。而“社”只能提倡农民去爱。至于农民是不是愿意爱，能够爱到什么程度，那就不是简单的说教和粗暴的强迫所能够实现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怪事屡屡出现。农业合作化被大家嘴上说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不打粮食；集体生产被报纸上吹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大家出工不出力。
那时陈冏台的思想认识水平还不能达到更深的层面，他通过一件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来对农村的状况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使他感到，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不可避免，那完全是由于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不走群众路线而造成的。一些从上面派下来的干部根本不懂农业生产，他们完全不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只图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大搞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置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硬是把党和政府放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了。
他心里非常焦急。
历史踪迹的探溯者
当我在户县采访和了解半个世纪前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时，我的心情既沉重又遗憾。
说沉重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遗憾？
2002年我在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拍摄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时，结识了当时红土镇党委书记杨红刚，继而又认识了杨红刚的父亲杨彦芳。杨彦芳是一名从农村基层中走出来的干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在基层农村担任公社书记，以后又担任了印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和铜川市委党校副校长。这是一位性格耿直、品行正派，勇于实践也勤于思索的长者。他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思想和朴素的作风，使我深为钦敬。
非常巧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杨彦芳就在户县农村搞查田定产。
杨彦芳告诉我，那时他还不到20岁。当时他和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用尺子丈量土地的长宽，计算土地的面积。那时候工作没黑没明，非常辛苦，却也令人振奋和激动。他们把土地的情况量准算清后，就快马加鞭地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杨彦芳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有一回他到户县所辖的秦岭深山区去看望农民，发现有一户农民在毛主席像前放了一个香炉，并敬着香。
杨彦芳指着毛主席像问农民：知道他是谁吗？
农民回答：是给我分土地的爷！
杨彦芳说：当时农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当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农民手里还没暖热的土地突然又被一股脑儿拿走后，情况很快就变化了。
彼时户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整体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得朴素，活得清白，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无论生活多么曲折，他们总是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来厘清历史，回望来路。
户县工商局退休干部李百灵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百灵，户县人。1943年出生。
2011年，当我在户县采访李百灵时，他已经年近七旬。
李百灵给我谈了对从前和如今一些农业问题的看法，只谈了短短几句，就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之所以肃然起敬，是因为两点：
一、他直言不讳，追求真理，具有真正的文人风骨。
二、他态度客观，实事求是，展示出真正的学者风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百灵对农业合作化的弊端看得非常深彻，同时，他对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分田到户所产生的弊端，同样不留情面地尖锐批评。
（连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