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渭
　　河岸边的一个村子，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村庄通往外面的道路全是黄土路，平时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那时候，村里人外出办事，主要靠步行，出行不便的老人，或者急需送医的病人，只能借助人力架子车。
　　“包产到户”后，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自行车对于有了余钱的农村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奢望。乡村青年谈恋爱，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成为流行一时的“三大件”。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了离家30多里路的岐山县益店高中。那时乡村尚未通班车，我们村的学生要走过几个村庄，然后向北直行到西宝北线大营路口，才能搭上为数不多的客车。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每周上学坐车，对于周末必须回家背馍充饥的我来说，实在不方便。父母一商量，咬着牙用省吃俭用攒下的200元钱，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在那个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年代，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去学校的时间一点点临近，可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吸饱了雨水的乡村土路泥泞不堪，自行车更是寸步难行。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急得偷偷抹泪。爸爸比我还急，他急中生智，让我背起馍口袋，打上雨伞，他自己披张塑料布，将自行车扛上肩头，带着我走进雨中。灰蒙蒙的雨雾中，泥泞的村路上，自行车在父亲的肩上一晃一晃，雨水顺着父亲的袖口灌进去，还没到公路边，父亲周身就湿透了。那一幕车“骑”人的场景，至今难忘。
　　自行车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也带给我很多快乐。高中三年，在学校灶上吃饭要用粮票。隔两三个月，我就用家里的长条布口袋，装上三四十斤麦子，用自行车驮到益店粮站换成粮票。自行车驮粮袋子并不轻松，下坡路还好一点，拉紧车闸慢慢溜下去，上坡路可就不轻松了，前轻后重，要用手使劲压着车头，还得用力向前推，上一个坡就累得我气喘吁吁。同路的同学看见了就赶过来帮忙，一手掀着自己的自行车，一手帮我推。大家有说有笑，一路前行，忘记了辛苦。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村里人渐渐富裕起来。一些脑筋灵活的人，瞅准村里人出行难的现实，干起了载客赚钱的生意。买一辆三轮车，用彩条布做车篷挡风遮雨，车厢的左右两边固定着手掌宽的木板，里面再放几个小木凳，转乡串村接送客人。那些年，三轮车在乡村里到处跑，急于外出的人，花两三块钱坐三轮车，到可以搭上班车的公路口，方便了乡亲们的出行。这种载人的三轮车，在乡村流行了不到十年就被淘汰了。
　　进入21世纪，在建设新农村的热潮中，家乡周围的主干道路基本都进行了硬化，铺上柏油，路两旁栽上了柏树、杨树、梧桐等。随后县上开通了通村班车。从村口坐上客车可以直达蔡家坡，去县城则要在中途的大营村或者曹交陵村倒一次车。当时，我在渭河南边上班，每周一早上六点在村口坐上班车，到蔡家坡倒一次车，就能准时到达单位。班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农村人的出行，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他们铺盖一背，跨上客车走州过县，打工挣钱增收致富，日子越过越滋润。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客车遍及农村。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不同的代步车，逢年过节，水泥硬化的村道上，停满了各种颜色的车。走亲访友的农人都是车进车出，宽阔平坦的公路上是来往不断的摩托车、电动车、小轿车，成为新农村的一道靓丽景观，这也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