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陕西长安人，现供职于西安晚报社，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首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第二届丝路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等。出版散文集《时光背影》《草木之间》《长安物语》等8种。

　　子弹上膛，举起，瞄准，然后击发。倾听着子弹呼啸而去，或击中靶子，或脱靶钻入靶子后面的土坎，腾起一股烟雾。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西安临潼某部队打枪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如此沉静，以至在我身边，负责教授我的杨参谋，都有点吃惊。趁换子弹的间隙，他问我：“你过去打过枪吗？”我告诉他，我小时候除了摸过木头枪外，没有摸过真枪。听完我冷静的陈述，他更加惊异了，我则在一旁享受着打枪的快感。
　　尽管我生活在和平年月，且从未当过兵，但我的潜意识里觉得，一把好枪，必须是一把老枪，更应该是一把快枪。这正如一个好女人，必须经过岁月的磨砺，她的可贵品质才能显露出来一样。也许，这个比喻并不那么恰当，但好的物事、好的东西，概莫能外，这或许也是一个规律吧。好枪如古玩，是需要沉潜、隐藏的。一旦显露出来，便会让人静下心来，产生一种想要抚摸、把玩的冲动。步枪就不必说了，手枪绝对如此。我在报社当记者的那些年月里，时常到公安局里去采访。在派出所，尤其是刑警大队，我时常能看到将要执行任务的民警们，将手枪斜背在左腋下，然后，给外面再穿一件外套，这样，他们就会很好地把枪藏起来，到外面去抓捕犯罪嫌疑人了。发现了他们的这一秘密，后来行走在大街上，每当我看到一个穿着便衣、英气勃发的小伙子，我总会偷偷地向他的左腋下瞄上几眼，疑心他们是便衣警察，正在执行着特殊的任务。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我所熟悉的一位刑警大队长，他讪笑我道：“我们民警有那么笨吗？要是你都能看出他们是带枪的便衣警察，难道坏人会看不出？”我想一想也对。之后，和民警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其实那些把枪藏在腋窝下，且让人见到的警察，都是一些年轻的刑警，他们还没有真正懂得刑侦，还有一点虚荣，有一点穷显摆的味道。真正的刑警，都是一些上了年岁的刑警，他们有过一些失败，有过一些成功，有了些许经历，他们才是破案抓捕坏人的行家里手。他们也藏枪，但藏无定处，有时在腋窝下，有时在腰间，有时在口袋里，有时甚至还捆扎在右腿上，让裤管遮蔽起来。你看着他是在系鞋带，但转瞬间，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就变戏法似的抵到了坏人的头上。变化就在电光火石间发生，让犯罪嫌疑人防不胜防。这就是老刑警，也是一把好枪的妙用。
　　好枪是要有分量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压手，这样心里才会踏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宁西林业局去过一趟。当年，此地交通不便，还属于深山老林地区。陪同我们的朋友告诉我，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陕南三股著名土匪之一的彭源洲，就是啸聚此地、为害一方的。当年，这位绿林悍匪嚣张一时，不仅欺压当地群众，还攻击路过此地剿匪的国民党军队。时任第二十八军预备师师长谢辅三派了一个团的兵力进剿，经过一周苦战，才将其歼灭。据说，彭源洲临近覆灭下山寨投降前，自知罪恶深重、命将不保，遂将其平日搜刮聚敛的几棺材银圆，尽数从山寨边的悬崖上，推入山谷中。至今，当地百姓还时常进入山沟在那里寻宝，听说还真有找到银圆的。那次前往，巧遇一猎户。在他家的墙上，我见到了一把老旧的猎枪。主人声言是当年打猎时使用的，现在已不用了。我请他拿下来看了看，这把猎枪很重，足有七八斤；枪托是木制的，有些粗糙；枪管很长，有一米多的样子，没有准星，显然属于自制的土枪。但从乌黑发亮的枪管上，从被汗水浸渍成褐黑色的枪托上，我依然能判定出它是一把好枪。我的判断从和他其后的交谈中，得到了证实。他说，在过去的年月里，他就是靠这把枪，打些猎物，来养活一家人的。我问他：“这把猎枪没有准星，你打猎时能打得准吗？”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他告诉我，好的猎人是不用准星的，准星就在猎人的心里。
　　这话我信。因为，在随后的十多年中，我曾在部队、警营、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打过多次枪，小到手枪、大到步枪，都打过。打枪前，我看教官给我们示范时，都是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的。但轮到他们自己射击时，均是对靶位略微瞄一瞄，就开枪射击，结果，都打出了九环十环的好成绩。我知道，熟能生巧，他们其实都是在用心射击。这样的例证，我在今年冬天陕西省射击运动中心参加一次活动时，也得到了体味。飞碟射击世锦赛冠军史红艳的表演，以及自己在二十五米气手枪馆的所见所闻，还有实际的击发，都让我想起了那位老猎人的话。
　　好枪还是用来防卫的，也是用来击杀坏人的，我们可以不用，但我们必须拥有。对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而言，拥有一把好枪，尤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