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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使三秦大地各地的主要商业街区顿成残垣断壁，让秦地商人遭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浩劫，也给秦地民众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第十九节到陕北去
晚清至民国初年，关心政治的商人越来越多，成为当时社会一股重要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由此揭开。
1924年3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上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扶助农工”，就是要改变商人“在商言商”现状，动员他们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从而将他们改造成革命化的商民。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商民运动的决议案》，作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商民协会得普遍于全国”的决定。到1927年前后，国民党将商人简单分化成“革命商人”和“不革命商人”两派，并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
这样，一些相对偏僻的边远城镇，就成为很多只想安心做生意商人的目的地。位于甘肃省宕昌县岷山脚下的哈达铺，陕西商人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在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南宋设“茶马互市”于宕昌，陕西驮送茶盐的商人就来到茶马交易重镇哈达铺。最初的秦商到达这里后，发现这里气候凉爽土地松软，地处西秦岭的延伸带，盛产560种野生药材。于是，人数更多的陕西商人纷纷西上甘陇来这里经营药业，“药材经营利润较大……药商以山陕人为多”。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年产当归500万斤，所以，当时在兰州和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在哈达铺纷纷开分号。秦商在这里，主要收购当归、党参、大黄、黄芪等药材，他们还把当地的“岷归”运回陕西，经过炮制整理后，改名“秦归”卖往全国各地。这些往返于秦陇大地的陕西药商，采取购、产、运、销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即总号设在陕西，在药材产地设分号收药，在销售地设分号销货，所收的药材运回总号整理炮制，再发运各分号批发或零售。为此，各个商号都设有专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情报的“走街”人员，如三原德泰药店在岷州设的分号“柜房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这种独特的“号信”制度，使秦商成为一个具有善于捕捉信息经营传统的商帮。
谁也不会想到，秦商的这个传统在1935年，竟然影响并促进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由380家临街店铺建成的千米药材商业街，成为1935年时哈达铺一道最繁华的独特景观。一个“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的店铺，是陕西一个王姓商人开设的药铺。和其他乡党的药铺所不同的是，王姓商人的药材铺还兼营“邮政代办所”，王掌柜还雇佣一个叫颜新民的伙计负责送递各类报纸。这个王姓秦商兼营的“邮政代办点”，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占领哈达铺。两天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从王姓秦商邮政代办所的国民党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陈奉昌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在中央得知陕北有红军后，是谁向党中央提供了陕北红军的详细情况呢？是贾拓夫。当时，叶剑英得知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急忙找来队伍中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来问详情。随后，贾拓夫又向毛泽东汇报了陕北的革命情况，建议党中央到陕北去立足。毛泽东听完贾拓夫的汇报后，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当时，毛泽东所住的义和昌药铺，也是陕西商人开办的。义和昌位于王姓秦商药铺的斜对面，两处相距尚不足十米。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义和昌药铺召开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手持《大公报》兴奋地告诉大家：“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他深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应该说，1935年9月22日这一天，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的历史走向。
客观而言，是哈达铺的秦商为红军走向陕北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信息。哈达铺，这个昔日秦商的发财地和幸福源点，成为红军长征的定向点和加油站。哈达铺因此而名闻天下，成为与红军长征起点瑞金、红军长征转折点遵义齐名的红军长征定向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进驻陕北，延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辖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连载75）
第十九节到陕北去
晚清至民国初年，关心政治的商人越来越多，成为当时社会一股重要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由此揭开。
1924年3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上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扶助农工”，就是要改变商人“在商言商”现状，动员他们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从而将他们改造成革命化的商民。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商民运动的决议案》，作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商民协会得普遍于全国”的决定。到1927年前后，国民党将商人简单分化成“革命商人”和“不革命商人”两派，并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
这样，一些相对偏僻的边远城镇，就成为很多只想安心做生意商人的目的地。位于甘肃省宕昌县岷山脚下的哈达铺，陕西商人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在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南宋设“茶马互市”于宕昌，陕西驮送茶盐的商人就来到茶马交易重镇哈达铺。最初的秦商到达这里后，发现这里气候凉爽土地松软，地处西秦岭的延伸带，盛产560种野生药材。于是，人数更多的陕西商人纷纷西上甘陇来这里经营药业，“药材经营利润较大……药商以山陕人为多”。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年产当归500万斤，所以，当时在兰州和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在哈达铺纷纷开分号。秦商在这里，主要收购当归、党参、大黄、黄芪等药材，他们还把当地的“岷归”运回陕西，经过炮制整理后，改名“秦归”卖往全国各地。这些往返于秦陇大地的陕西药商，采取购、产、运、销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即总号设在陕西，在药材产地设分号收药，在销售地设分号销货，所收的药材运回总号整理炮制，再发运各分号批发或零售。为此，各个商号都设有专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情报的“走街”人员，如三原德泰药店在岷州设的分号“柜房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这种独特的“号信”制度，使秦商成为一个具有善于捕捉信息经营传统的商帮。
谁也不会想到，秦商的这个传统在1935年，竟然影响并促进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由380家临街店铺建成的千米药材商业街，成为1935年时哈达铺一道最繁华的独特景观。一个“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的店铺，是陕西一个王姓商人开设的药铺。和其他乡党的药铺所不同的是，王姓商人的药材铺还兼营“邮政代办所”，王掌柜还雇佣一个叫颜新民的伙计负责送递各类报纸。这个王姓秦商兼营的“邮政代办点”，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占领哈达铺。两天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从王姓秦商邮政代办所的国民党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陈奉昌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在中央得知陕北有红军后，是谁向党中央提供了陕北红军的详细情况呢？是贾拓夫。当时，叶剑英得知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急忙找来队伍中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来问详情。随后，贾拓夫又向毛泽东汇报了陕北的革命情况，建议党中央到陕北去立足。毛泽东听完贾拓夫的汇报后，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当时，毛泽东所住的义和昌药铺，也是陕西商人开办的。义和昌位于王姓秦商药铺的斜对面，两处相距尚不足十米。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义和昌药铺召开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手持《大公报》兴奋地告诉大家：“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他深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应该说，1935年9月22日这一天，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的历史走向。
客观而言，是哈达铺的秦商为红军走向陕北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信息。哈达铺，这个昔日秦商的发财地和幸福源点，成为红军长征的定向点和加油站。哈达铺因此而名闻天下，成为与红军长征起点瑞金、红军长征转折点遵义齐名的红军长征定向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进驻陕北，延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辖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连载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