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个人手拉着手，踏着我们来时踩出的脚印，跌跌爬爬，嘻嘻哈哈，在白雪皑皑的峡谷里行进着。走在前面的周文明吹起了响亮的口哨；口哨吹出的旋律是我们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大卫和亚玲，忍不住和着文明的口哨声，轻轻地哼起了这首歌。我们的父兄们当年就在这些山野里哼着这首歌，战胜了无数的艰难困苦，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这不朽的歌曲同样使我们的感情沸腾，激励我们在困苦中坚定地前进……
　　这是路遥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结尾，是那么深刻地感染了我、温暖了我。上世纪60年代初，农村贫困子弟马建强，失去母亲，患病的父亲自顾不暇，上了县城高中连饭都吃不上，很幸运地得到李老师和班级生活委员吴亚玲的帮助，战胜了饥饿。谁知马建强与吴亚玲的纯洁友谊，遭到追恋后者的周文明的嫉恨，散布了谣言，引起与其有恋爱关系的郑大卫的误解。马建强为粉碎谣言，消除误会，痛苦地决定退学回家。走在回家的雪地上，他摔倒了，倒在一块没有雪的土堆上，昏了过去，是一件棉大衣暖醒了他，他的四个同学赶来将他接回学校。
　　这个没有《惊心动魄的一幕》，特别是《人生》反响大——后两者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却是最让我感到人性温暖的小说。同学们接马建强是在陕北雪后的深沟里，我却多次想象这一幕发生在我老家余家沟山梁那边的跑马梁。那是一片草丛矮小、树木少生的山梁。这时眼前闪现出一幅画来：大雪飘飞后的跑马梁，行走着四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周文明、马建强、郑大卫、吴亚玲，他们手牵手，踏着厚厚的积雪，大步朝前。耳边响起他们的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家中姊妹多，条件甚为糟糕，读高中、大学时经济很窘迫，时常借钱吃饭，要是能有吴亚玲这样漂亮女孩子的帮助，那真是太幸福了，即使现在想想都是很美妙的。
　　路遥是我最敬仰的作家，我从他的作品里得到抚慰与前行的动力，从他的作品里受到极大的震撼。
　　1988年暑假，还是初中生的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平凡的世界》的一些片段。那时我懵懂无知，不谙世事，不懂文学，读的书极少，不知什么前途命运，却一下子喜欢上了这本书，以及书中的人物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人生》看过好几遍，第一遍是在书店站着读完的。《平凡的世界》至少读过三遍，我从孙少平、孙少安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奋进影子。我曾先后五次到路遥墓拜谒。2002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十周年祭日那天，我对着路遥墓鞠了三个躬。我组织我校师生向路遥养母捐款，并带着六名学生将善款送到延川县郭家沟李桂英老人手中。
　　20年前的暑假，我第一次只身赴陕北拜谒路遥，之后写出最能表达自己对路遥敬慕的《拜谒路遥墓》。文章的结尾是：“现在，我终于站在这位文学导师的墓前，似乎想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大脑一片空白，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不敢存有一点私心杂念，整个身心都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挟着。我直直地久久地站在碑前，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绕坟三圈，又对着墓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时间像是生了翅膀在飞，转眼间路遥离开我们26年了。如今，文坛制造着数量惊人的作品，速生又速朽，鲜见精品。这时候，我们确实该好好思考路遥是如何对待生命、对待文学、对待读者的。或许，这就寻到了当下文学突围的一条道。
　　（白忠德：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冰心散文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