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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章学锋/著
据《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载:秦惠王更元九年(前316),“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从石牛道伐蜀。”这段记载,虽有演义的成分存在,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秦商穿越茶马古道的艰辛。事实上,茶马古道有大路、小路之分。那些骡马驮运茶、油、米、布、糖、酒的道路叫大路,也十分狭窄、艰险。俗语说:“跳蚤也可以把人蹬下崖子去。”小路面窄,不能行骡马,茶包只能竖着背。背之前将茶包一层一层重叠,用竹签贯穿,再用细篾编成背带,套在两肩上。这种背法,人称“背子”或“背二哥”。至今,在秦巴山区仍然可以看见“背二哥”的身影。
只有当夜幕降下来后,行色匆匆的秦商马帮才能在沿途的村镇上,找一半间客店让疲乏的身躯得到短暂歇息。灯光点亮了夜的黑,饭菜诱人的香味飘起来了,尽管熟悉的陕菜中多了川菜的麻辣和楚菜的咸鲜,但他们依旧吃得满足和开心。
一个上了年纪的秦商吃完后,兴致很高地唱起了跟一位梳着麻花辫的紫阳采茶妹学的茶歌:
正月采茶是新年,收拾打扮看娇莲,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上茶山,你在家中放耐烦。
二月采茶百花开,收拾打扮看乖乖,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做买卖,你在家中放开怀。
三月采茶是清明,收拾打扮看情人,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出远门,你在家中放宽心。
四月采茶四月八,收拾打扮看冤家,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去采茶,别人采花莫许他。
五月采茶是端阳,雄黄酒儿待小郎,郎喝三杯出远门,早早出门早回乡,丢下奴家守空房。
……
还没唱到一半,那秦商就唱不下去了。突然间,不知怎的,他的眼眶潮起了一团雾。这位远行他乡的秦商,有些想家了。
而年轻的秦商,正全身心地沉浸在这茶歌的韵味中,痴痴地想:明天,我能遇见一位唱茶歌的妹妹吗?
第十节旬邑唐家
唐家本不是陕西籍,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他们是何时迁来陕,但在唐家庄园里保存的多方墓志铭上,清晰地记载着:他们是从山西迁来的。唐延佐墓志铭:“氏出晋昌,谱系无存。”唐云序墓志铭:“唐氏,盖陶唐氏之苗裔也。”除了旬邑的唐家,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等,其先祖都是明初从山西迁来陕西的。
雍正初年,唐应弼当上了唐家的掌门人。当时正值战乱,很多大户人家的积蓄都被士兵一抢而空,战争给唐家只留下了抢不走的房屋和土地。官府为应付巨大的开支,加大了对土地田赋的收取额度。实在活不下去了,唐应弼就把几百亩田地租给异姓人耕种,甚至还卖掉了一座山庄。唐应弼的二儿子唐文耀坚持耕种祖业,用辛勤的劳动来不断发展壮大唐家的实力,赢得了“乡饮正宾”的美誉。此后,唐文耀的四个儿子相继成家立业,唐家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慢慢地又成了当地的大户人家。
经商发展起来的唐家,并没有忘记耕作务农这个根本,信奉“耕读传家,勤俭持家”朴素理念的他们,在一只手伸向土地要财富的同时,腾出另一只手教孩子读书识字,做有文化、高素质的人。为此,唐家在庭院的门楣上、屋内的墙壁上、建筑图案上创作了大量的对联和匾额,以训子诗、诫子言等形式,来教育和引导子孙从小树立正确的做人、做事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唐景忠的儿子唐士雅出生了。读完私塾后在乡试前,他就在别人“这孩子”的叹息声中,放下书本弃学娶妻生子了。等到20岁举行成年人的冠礼后,他拿着家里依靠农业积攒下的积蓄,到泾阳、三原一带做生意去了。富有经商天赋的唐士雅,把南方的茶叶、丝绸运到北方叫卖,把北方的烟丝、蚕丝拉到南方销售,还开创了“天成”系列商号,先后在泾阳开创了“天成铭”“天成合”等十个大商号,经营领域包括水烟、茶叶、丝绸、珠宝、瓷器、钱庄等。当时,兰州的水烟因色绿嫩白、吸味香醇而特别出名。唐士雅就安排车、驼从兰州将水烟贩回泾阳商号驻地,再向北运往北京、天津、烟台、营口等地,向南运往上海、嘉兴、平湖、苏州、常州、昆山、松江甚至福建等地。
在旬邑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说唐家商号仅某次卖掉所囤积的水烟这一项,就获得了18万两白银的巨额收益。第二个故事,说唐家的瓷器都存放在旬邑赵家沟的三孔大窑洞里,数量之多几代人都没有卖完。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从窑洞里搬出唐家卖剩下的碟、碗、盘、茶杯、酒盅、汤勺等瓷器物品,仍然多达千件以上。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可以肯定的是,弃农经商,使唐家走上了用农业发展商业,依靠商业来反哺农业的循环发展之路。唐家从商业获取巨额利润后,大肆购买土地和牲畜等物资。据载,仅唐家在三水、邠州、淳化、耀州四地拥有的土地就多达19290亩,牛马成群,房屋住宅87院、2700余间。
到了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逾七旬的唐景忠为让家族能从地方取得更大的垄断经营权,就将三个儿子的财富都算在自己名下,向朝廷自报为“百万富翁”。到了嘉庆元年(1796),他奉诏赴北京参加了清廷举办的“千叟宴”。
(连载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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