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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沿陕南的西南向更远处行进，就是以游牧部落为主的康藏地区，这里海拔普遍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等高热量的食物，构成了牧民的一日三餐。因此，饭后喝一碗酥油茶，用飘香的茶来分解体内所摄入的过多脂肪，补充饮食中缺乏的维生素，成为牧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餐饮习惯，“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三日无茶”。但产良马的藏区却并不产茶，产茶的内地则需要大量的骏马。在这种双边需求的推动下，一片小小的茶叶促使了新生事物“茶马互市”的诞生。
出现在南北朝，发展在唐宋，兴盛于明清的茶马互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毛皮、药材、马匹和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盐巴等日用物资的集散地，极大地满足了汉藏地区人们一些日常生活物资需要。在《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中，就记载了1300多年前中唐“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一事。北宋时，为方便陕甘地区的茶马交易，还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这个延续千年的茶马互市的规模有多大呢？仅南宋一朝，为满足每年装备朝廷军队的需要，就需要用百万斤的茶叶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少数民族那里换回12994l匹良马。而在明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换茶叶120斤。《明史·茶法》明确规定：“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300万斤哪！一个陕南地区自然是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川茶大量进入陕西，两省“合用运茶军夫。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远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与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大量的秦商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一带的藏区从事边茶贸易业务，“行茶之地五千余里”，使得明代边茶发展很快，有记载：“嘉靖时每年为240万斤，隆庆时为340万斤，至清中叶更激增为4100万斤。”一边是数百万斤之巨的茶叶浩浩荡荡地穿秦岭过巴山而去，一边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百万匹骏马良驹穿秦岭过巴山而来，场景之壮观，让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发出惊呼——
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金城洮河间，行引正参差。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以篦计分率，半分军国资。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配军与分牡，所望蕃其驹。月余马百钱，岂不足青刍。奈何令倒死，在者不能趋。倒死亦不闻，军吏相为渔。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有此不珍惜，仓卒非长驱。健儿犹饿死，安知我马徂。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羌马有权奇，胡马皆骀驽。胡强掠我羌，不与兵驱除。羌马亦不来，胡马当何如。
早在“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的惊呼声前，茶马市场已经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一代代的秦商风餐露宿于西北和西南边陲，用疾行的马蹄声和激越的铃铛声以及自己的双脚，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间，踏出了一条虽然崎岖但绵延的贸易通道——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公认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从陕南安康汉中到四川雅安，经康定、泸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一条是从云南思茅、普洱，经过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再到尼泊尔和印度。茶马古道源于南北朝时，但是在隋唐时才进入鼎盛期。北宋时，为方便陕甘地区的茶马交易，还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茶马古道的出现，带动了陕西茶叶的大发展。茶叶在陕西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以明朝最为兴盛。明朝政府规定，陕南茶叶是与西北少数民族贸易马匹的专营商品，实行严厉的统购包销政策。甚至还出现了嘉靖年间，作为茶叶商品主产地的西乡、紫阳两县，未完成官府下达的指标，老百姓不得不“昼夜治茶”，甚至于还出现了“男废耕，女废织”的局面。除明朝百姓大量种茶外，当时还发生了军队屯田种植茶园的事情。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的数据显示：“陕南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阳（辖紫阳）、平利、西乡（辖定远）诸处茶园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据《太祖洪武实录》记载，当时“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多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媷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清朝前期，陕甘地区实行严厉的茶马法，陕甘川三省实行专案奏销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官茶以易番马，而对百姓则实行商茶制，要凭借官给引征课来买茶。乾隆时，扩大了茶叶贸易的范围，规定“自番族归化，停罢中马，向之茶封系改收折色”。乾隆下给西安、凤翔、榆林、汉中四府的茶叶指标是“额引一千一百三十二道”，允许茶商可以根据额定数目进行长途贩运。
其中，西乡、定远、紫阳、汉阴、石泉、安康、平利、砖坪（今岚皋）等地，都出现了大面积发展茶园的局面。为能从茶叶税课中筹集到更多的银两，官府还渐开禁令，“改引为票，以票代引”，在西安开设有官茶总店，在潼关、商州、汉中等开设分店；对于“商贩无引之茶”，可由分店“开具包样斤数，呈报总店”，缴纳茶色课银后，凭借官府开具的票据，茶商方可将茶叶行销外地。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原本没有路的山间，成群结队身体疲惫但心底有梦的秦商，凭借铁杵凿出一个个石窝窝，硬生生地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凝成这条蜿蜒的茶马古道。陕西宁强县的金牛道，是往来川陕茶马古道的一条必经古栈道。（连载59）
出现在南北朝，发展在唐宋，兴盛于明清的茶马互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毛皮、药材、马匹和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盐巴等日用物资的集散地，极大地满足了汉藏地区人们一些日常生活物资需要。在《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中，就记载了1300多年前中唐“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一事。北宋时，为方便陕甘地区的茶马交易，还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这个延续千年的茶马互市的规模有多大呢？仅南宋一朝，为满足每年装备朝廷军队的需要，就需要用百万斤的茶叶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少数民族那里换回12994l匹良马。而在明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换茶叶120斤。《明史·茶法》明确规定：“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300万斤哪！一个陕南地区自然是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川茶大量进入陕西，两省“合用运茶军夫。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远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与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大量的秦商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一带的藏区从事边茶贸易业务，“行茶之地五千余里”，使得明代边茶发展很快，有记载：“嘉靖时每年为240万斤，隆庆时为340万斤，至清中叶更激增为4100万斤。”一边是数百万斤之巨的茶叶浩浩荡荡地穿秦岭过巴山而去，一边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百万匹骏马良驹穿秦岭过巴山而来，场景之壮观，让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发出惊呼——
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金城洮河间，行引正参差。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以篦计分率，半分军国资。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配军与分牡，所望蕃其驹。月余马百钱，岂不足青刍。奈何令倒死，在者不能趋。倒死亦不闻，军吏相为渔。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有此不珍惜，仓卒非长驱。健儿犹饿死，安知我马徂。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羌马有权奇，胡马皆骀驽。胡强掠我羌，不与兵驱除。羌马亦不来，胡马当何如。
早在“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的惊呼声前，茶马市场已经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一代代的秦商风餐露宿于西北和西南边陲，用疾行的马蹄声和激越的铃铛声以及自己的双脚，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间，踏出了一条虽然崎岖但绵延的贸易通道——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公认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从陕南安康汉中到四川雅安，经康定、泸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一条是从云南思茅、普洱，经过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再到尼泊尔和印度。茶马古道源于南北朝时，但是在隋唐时才进入鼎盛期。北宋时，为方便陕甘地区的茶马交易，还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茶马古道的出现，带动了陕西茶叶的大发展。茶叶在陕西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以明朝最为兴盛。明朝政府规定，陕南茶叶是与西北少数民族贸易马匹的专营商品，实行严厉的统购包销政策。甚至还出现了嘉靖年间，作为茶叶商品主产地的西乡、紫阳两县，未完成官府下达的指标，老百姓不得不“昼夜治茶”，甚至于还出现了“男废耕，女废织”的局面。除明朝百姓大量种茶外，当时还发生了军队屯田种植茶园的事情。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的数据显示：“陕南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阳（辖紫阳）、平利、西乡（辖定远）诸处茶园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据《太祖洪武实录》记载，当时“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多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媷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清朝前期，陕甘地区实行严厉的茶马法，陕甘川三省实行专案奏销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官茶以易番马，而对百姓则实行商茶制，要凭借官给引征课来买茶。乾隆时，扩大了茶叶贸易的范围，规定“自番族归化，停罢中马，向之茶封系改收折色”。乾隆下给西安、凤翔、榆林、汉中四府的茶叶指标是“额引一千一百三十二道”，允许茶商可以根据额定数目进行长途贩运。
其中，西乡、定远、紫阳、汉阴、石泉、安康、平利、砖坪（今岚皋）等地，都出现了大面积发展茶园的局面。为能从茶叶税课中筹集到更多的银两，官府还渐开禁令，“改引为票，以票代引”，在西安开设有官茶总店，在潼关、商州、汉中等开设分店；对于“商贩无引之茶”，可由分店“开具包样斤数，呈报总店”，缴纳茶色课银后，凭借官府开具的票据，茶商方可将茶叶行销外地。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原本没有路的山间，成群结队身体疲惫但心底有梦的秦商，凭借铁杵凿出一个个石窝窝，硬生生地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凝成这条蜿蜒的茶马古道。陕西宁强县的金牛道，是往来川陕茶马古道的一条必经古栈道。（连载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