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5年，刚好是我们村打机井的那一年。机井处在全村最中心的位置，村里所有的重要机构，都围绕在它的周围。
　　从我记事起，机井所在的那片高地，就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跟着父母去拉水，我能看见的只是井的壳子，那是一个由大石块和水泥沙子筑成的圆柱形建筑，高不过5米，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出水口在正西面，是个胳膊粗的铸铁管子，装着碗口大小的水龙头，不用的时候罩着头盔一样的铁套子，套子下面有两个孔，一根打了眼的铁棍从孔里穿过去，一旦挂上锁子，就“滴水不漏”了。
　　不过说滴水不漏其实不太准确，机井壳子的上半部分是蓄水池，从水泥石块的缝隙里常常有水渗出，把土路冲出一条条小沟，晴天还好办，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拉水简直苦不堪言。我和机井的“亲密”关系是从1982年我上小学开始的，那时包产到户已经好几年了，虽然没大鱼大肉可吃，但我也没饿过肚子，每天早中晚三次上下学，机井都是我的必经之地。记得我那时常常一手拿着一块由玉米面、高粱面和小麦面混在一起蒸的花馍馍，一手攥着一点用盐和干辣椒面和的调料，一路蘸着吃到机井旁，然后嘴贴在井壁的缝隙上喝点水，再洗了手，这才跑去学校。学校没有水，打扫卫生的水也要去机井抬，这是我最爱干的活，看井的人如果不在，我们就有理由把水桶放在一处漏水的缝隙处等它慢慢滴满，自己在旁边玩。机井壳子最大的一块石头上，刻着“饮水思源”几个大字，我几乎天天看它，但直到小学都毕业了，我也没看懂。
　　1988年，我上了初中，爸爸妈妈开了一家裁缝铺，生意非常好，我家也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只不过爸妈农活之外兼顾生意，实在是太忙了，脱不开身。这时候，十二三岁的我就承担起拉水的重任。和抬水不同，拉水是最让人发愁的重体力活，拉水桶是用能装近600斤水的汽油桶改成，正好可以卡在架子车车厢里。好在我家离机井不远，遇地势稍低些的路段，有人在后面帮忙推着，我死拉硬拽，肩膀被架子车的襻绳勒出了红红的凹痕，才把水拉回家。可是要把拉来的水再一桶一桶倒进半人多高的大水瓮里，实在不是当时我这个身高一米五多一点的小姑娘能胜任的，只能等爸妈忙完了再来干。
　　三年之后，这最难的活儿就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买卖成衣渐渐流行，裁缝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当时村里好多年轻人去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打工，在这股时代大潮中，爸妈也相继去了深圳。那时爷爷已经去世，我又住校，家里就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才上小学的弟弟妹妹，每个周末回家拉水，就成了爸妈最操心、我最发愁但也最重要的活计。我常常想，等我上了大学，我家的吃水问题该怎么解决？什么时候我们村也能和城里人一样，过上“自来水通到自己家，水龙头一拧水哗哗”的日子啊？
　　说起来还真巧，1994年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服务全村19年的老机井被拆除了，在它旁边盖起了一座高高的自来水塔，我们这个渭北塬上缺水的小村子，终于告别了架子车拉水吃的年代。现在，机井东面的学校，建起了漂亮的三层教学楼，还有塑胶操场；南面的医疗站现在是我们镇第二卫生院，三间房变成了三栋楼，还有住院部，不太大的病，不出村就可以看好。戏台子已被装饰一新，每年过庙会时，要么唱大戏，要么赶农集，一些平时找不到的东西，都可以买到。还建起了机井广场，很受大家欢迎，那里白天是孩子们的体育场，里面有健身器材，还有篮球场、秋千架，晚上则是大妈大婶们的广场舞乐园。
　　在南方工作了多年的老爸，赶上了农民工只要缴社保也有“养老金”的好时代，告老还乡的他把那个“退役”已久的大水瓮埋在院子里，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荷花池，有荷赏荷，无花观鱼，好不悠闲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