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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这座横亘于中国大陆东西的山岭，自古就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上的秦岭西起甘肃洮河与白龙江上游的南山，东到安徽淮河以南的淮阳山山脉；狭义的秦岭则西起嘉陵江、东接伏牛山，全长150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秦岭不仅森林茂盛，还有很多适合人类居住的山间平地或小盆地，今天陕西的凤县、商州、洛南、丹凤等县区就处在这些地方。早在汉代，秦岭就被称为“天下之大阻”。到了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过这样的叹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元明清时期，陕西和四川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元代设立湖广行省（含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的一部分），明代则在广东、广西和湖广三地设立布政司，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则在四川和湖广设立川湖总督。顺治十年（1653），清廷设立川陕总督。后来，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议，朝廷应偏重湖广。康熙二十年（1681），朝廷恢复设立川陕总督一职。康熙五十七年（1718）实行川陕分治，此后雍正和乾隆执政期间，川陕则实行合治。随着大批湖广移民的到来，精明的秦商透过秦岭看到了四川盆地前所未有的商机。
早在明代西北边境的茶马交易中，秦商就大规模地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到川藏边地，其中每年向藏区所贩运的“五属边茶”就不少于4500万斤。而食盐贸易，则更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利润。明朝是一个实行低赋税的王朝，盐业开中制使得就边屯商的陕西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把控着两淮和两浙盐场。1492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在很多安徽商人的鼓动下，推行了以纳银换取盐引来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的办法，拉开了白银作为国家主要货币的序幕。1506年屯田纳粮开始以纳银来计算了，在这种政策逼迫下，许多原本在江淮经商的陕西盐商，加入“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放弃淮浙市场转场到了巴蜀地区，以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将四川盐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下川经营的秦商几乎遍布陕西各地。除了户县、周至、咸阳、蓝田等西安周边县外，关中道上的华阴、朝邑（今大荔）、富平，以及陕北的榆林、肤施（今延安），陕南的安康、汉中等地都有商人下川。以至于当时川北各县几乎全都是陕西人，有的秦商还与川民交错杂居，甚至结成姻缘。对此，清代《成都竹枝词》中是这样记载的：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儒雅，是秦商和其他兄弟省份商人最大的不同。陕西自古就是文化昌明之地，儒家的义理、心性思想，道家的法统思想以及释家的善念思想，经千百年传播早已在三秦大地上深得人心。到了明清时期，除儒释道三教外，影响陕西人心性的是更加强调天理的关学，主张用“上天之理”来约束人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文化意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秦商，他们并不以挣钱为经商的唯一目的，他们心胸中涌动更多的是怎样通过在商业的打拼，来改变自己甚至是家族的命运，以此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所以，很多秦商是通过社学、义学和私塾来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识启蒙。社学中的“社”有点类似于如今社区的含义，元代规定每五十户为一社，设学校一所，孩子在这所学校接受知识就是社学。义学则是专门针对寒门子弟的一种学习途径，他们可以在好心人的资助下，享受到一定的伙食补助，以方便完成学业。私塾，则是古代中国孩子接受教育最传统的一种途径，教书的先生通常在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教学场所，向年幼的孩子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知识和儒家礼仪。正是得益于这些文化传承方式潜移默化的作用，年幼的孩子们不仅学会了识文断字和认数计算，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做人的道理。秦人的思维、秦人的秉性等等，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们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秦商爱读书这不是新鲜事，他们从小就在私塾里跟着先生识文断字，很多秦商的办公区都备有文房四宝。因为爱读书，而喜欢上了藏书的秦商，大概可以算作新鲜事一桩。因为喜欢藏书，居然变卖世代经营的产业，全身心投入到藏书、刻书的文献行业中去，则绝对是一桩百年难遇的新鲜事。陕西的严家父子，就是这样的人物。
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附近，标牌为“和平街16号”的是四川省图书馆。该馆宿舍内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篆刻有两个斑驳的隶书大字——书库。掩盖不住的岁月沧桑，从墙角有些风化了的浮雕和屋顶残破的青砖灰瓦中泄了出来。在这片成都最喧嚣的商业街区，这栋小楼无疑是个“另类”。100多年前，这栋小楼是全天下读书人所向往的文化圣殿，它就是著名的贲园书库，曾以30万卷藏书和大量的珍善孤本而闻名海内外。即便是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相比，贲园的价值和地位也不相上下。
贲园的创立者严雁峰，是陕西渭南孝义人。在科举八股取士面前，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的严雁峰，参加乡试意外地名落孙山。严雁峰的祖上三代，都是陕西有名的盐商。清雍正年间，严家加入下川秦商大军的行列，成都遂成为严家新主场。落榜的严雁峰，被安排去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严雁峰就别无选择地继承了家业。
虽然祖上三代在四川从事盐业生意，但严雁峰这个年轻的掌门人，认为不能把人生的目标锁定在聚集钱财这一件事情上。他立志要“遍游南北，搜求奇书古籍”，全力收藏各类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连载51）
早在明代西北边境的茶马交易中，秦商就大规模地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到川藏边地，其中每年向藏区所贩运的“五属边茶”就不少于4500万斤。而食盐贸易，则更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利润。明朝是一个实行低赋税的王朝，盐业开中制使得就边屯商的陕西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把控着两淮和两浙盐场。1492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在很多安徽商人的鼓动下，推行了以纳银换取盐引来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的办法，拉开了白银作为国家主要货币的序幕。1506年屯田纳粮开始以纳银来计算了，在这种政策逼迫下，许多原本在江淮经商的陕西盐商，加入“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放弃淮浙市场转场到了巴蜀地区，以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将四川盐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下川经营的秦商几乎遍布陕西各地。除了户县、周至、咸阳、蓝田等西安周边县外，关中道上的华阴、朝邑（今大荔）、富平，以及陕北的榆林、肤施（今延安），陕南的安康、汉中等地都有商人下川。以至于当时川北各县几乎全都是陕西人，有的秦商还与川民交错杂居，甚至结成姻缘。对此，清代《成都竹枝词》中是这样记载的：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儒雅，是秦商和其他兄弟省份商人最大的不同。陕西自古就是文化昌明之地，儒家的义理、心性思想，道家的法统思想以及释家的善念思想，经千百年传播早已在三秦大地上深得人心。到了明清时期，除儒释道三教外，影响陕西人心性的是更加强调天理的关学，主张用“上天之理”来约束人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文化意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秦商，他们并不以挣钱为经商的唯一目的，他们心胸中涌动更多的是怎样通过在商业的打拼，来改变自己甚至是家族的命运，以此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所以，很多秦商是通过社学、义学和私塾来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识启蒙。社学中的“社”有点类似于如今社区的含义，元代规定每五十户为一社，设学校一所，孩子在这所学校接受知识就是社学。义学则是专门针对寒门子弟的一种学习途径，他们可以在好心人的资助下，享受到一定的伙食补助，以方便完成学业。私塾，则是古代中国孩子接受教育最传统的一种途径，教书的先生通常在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教学场所，向年幼的孩子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知识和儒家礼仪。正是得益于这些文化传承方式潜移默化的作用，年幼的孩子们不仅学会了识文断字和认数计算，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做人的道理。秦人的思维、秦人的秉性等等，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们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秦商爱读书这不是新鲜事，他们从小就在私塾里跟着先生识文断字，很多秦商的办公区都备有文房四宝。因为爱读书，而喜欢上了藏书的秦商，大概可以算作新鲜事一桩。因为喜欢藏书，居然变卖世代经营的产业，全身心投入到藏书、刻书的文献行业中去，则绝对是一桩百年难遇的新鲜事。陕西的严家父子，就是这样的人物。
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附近，标牌为“和平街16号”的是四川省图书馆。该馆宿舍内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篆刻有两个斑驳的隶书大字——书库。掩盖不住的岁月沧桑，从墙角有些风化了的浮雕和屋顶残破的青砖灰瓦中泄了出来。在这片成都最喧嚣的商业街区，这栋小楼无疑是个“另类”。100多年前，这栋小楼是全天下读书人所向往的文化圣殿，它就是著名的贲园书库，曾以30万卷藏书和大量的珍善孤本而闻名海内外。即便是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相比，贲园的价值和地位也不相上下。
贲园的创立者严雁峰，是陕西渭南孝义人。在科举八股取士面前，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的严雁峰，参加乡试意外地名落孙山。严雁峰的祖上三代，都是陕西有名的盐商。清雍正年间，严家加入下川秦商大军的行列，成都遂成为严家新主场。落榜的严雁峰，被安排去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严雁峰就别无选择地继承了家业。
虽然祖上三代在四川从事盐业生意，但严雁峰这个年轻的掌门人，认为不能把人生的目标锁定在聚集钱财这一件事情上。他立志要“遍游南北，搜求奇书古籍”，全力收藏各类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连载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