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的主神位是关羽。关羽是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人，他“两只丹凤眼观五洲风云变幻，一把青龙刀防九江水妖逞强”。山陕商人把会馆命名为关帝庙，既可借关羽的声望提高会馆的地位，还可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激励江湖义气，“亦以帝君之忠尽人意，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概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致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作为会馆，关帝庙前殿右壁有一木刻，上书“会旨”两个大字，随后约定有这样十条职责：“商定本帮重大事项，维护帮会会员权益，调解帮内商务纠纷，保障会员人货安全，处置意外灾难事故，主持祭祀联谊活动，权衡商行货物质量，平抑市场高低物价，筹集会馆开支经费，参与资助公益事业。”关帝庙前殿左侧的木刻是十条“庙戒”，即：戒高声喧哗，戒杂物抛撒，戒损坏公物，戒乱刻滥画，戒畜禽入庙，戒行藏邋遢，戒烟尘污染，戒亵渎神驾，戒爆竹内放，戒香火滥插。
　　关帝庙内壁门上的对联，则善意地提醒前来的每一个巨商富贾，不管生意做得多大，都一定要牢记——锱铢不爽义如秋月晴空挂；童叟无欺客似春风满座来。
　　关帝庙的“会旨”“庙戒”是漫川骡帮行规、戒律的缩写，至今仍倡行。应该说，会馆是一个类似于今天企业家俱乐部或者富翁会所的地方。山陕商人在这里叙乡情、话乡愁之余，还要祭拜来自家乡的神灵——关公。关公是山陕商人心中的神，商人们从关公身上明白了“以义制利，义为利本，利从义生，以义为利”的义利辩证关系，祈愿这位生时英武无比的乡党能给自己带来福祉。完成这一重要的仪式之后，商人们就会找个事由，邀请地方官员或自己的客户去戏楼看戏。虽然没有吞金吐银的实物交易，但宾主双方在看似不经意地把盏品茗间，把打通关节、联络感情这两项重要任务一一落实。
　　因此，富甲海内的山陕商人高度重视会馆的修建工作，甚至连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每一所会馆，无一不是由数以万计的白银堆砌而成的。以洛阳南关校场街西山陕会馆为例，该馆始建于清康熙、雍正年间；嘉庆年中因风雨剥蚀而多处倾塌，山陕商人耗资“二万五千有奇”重新修葺；在道光十一年（1831）至道光十八年（1838）七年间，山陕商人又集资1000两白银，也只是重新修建了一个正殿而已。再以聊城东昌的山陕会馆为例，“所用的木料也是从陕西终南山运来的，而营建会馆的木匠则来自山西汾阳府。”嘉庆十四年（1809）对聊城山陕会馆的一次重修，商人们花掉了5万两白银。这5万两银子，全部来自于会馆山陕商人的“厘头”。当时规定的厘金三毫，即千分之三，就是从商人利润中抽取千分之三作为“厘头”。可以推想，当时山陕商人经营的规模之大和财力之厚。
　　那么，山陕商人到底经营着啥买卖，又是依靠怎样的经营模式富甲天下的呢？河南省赊旗店（今南阳市社旗县），是一座由山陕商人兴建的城镇，是山陕商业文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地方。“赊旗镇500年间的盛衰，是山陕商人500年盛衰的缩影，更是明中期至清末中国500年兴衰的窗口。”山陕商人不仅影响了赊旗的过去和现在，也必然影响着赊旗的未来。第一批山陕商人是明万历年间到达赊旗的，当时他们在一个三旗屯的小村，由几户发展成几十户，从走街串巷倒鸡毛到坐地开店设铺，直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将这里发展成为有13万人口的豫南巨镇赊旗店。当时人称“金汉口银赊店”，可见赊旗已成为与汉口齐名的商业重镇。河南当地商人从事的买卖，主要是粮食、棉花、山药、粉条等和土地有着密切关联的产品。山陕商人则通过长途贩运，开皮毛行、当铺、药行、银号，开转运公司、贸易公司，将西北的中药材运到东南地区，把生意的版图扩大到沙俄莫斯科、朝鲜平壤、日本东京及南洋各地。随着山陕商人实力的越来越强和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逐渐成了地方“主事的”，因为有夏朝山西人仪狄在此造酒时曾称这儿为兴隆店的掌故，所以他们也曾一度力主将此地复名“兴隆店”。精明的山陕商人还从《明嘉靖南阳府志》“酒课钞七十二锭四贯百文”一句中挖掘出赊旗店酿酒的历史，先后开设了26家酒馆，以至于镇上最有名的十大酒馆均为山陕商人所开。后来，山陕商人得知东汉“医圣”张仲景的祖居地距赊旗店仅数十里，打听到张仲景和唐药王孙思邈也常来赊旗店行医的故事，就托这两人名头利用水旱码头的优势，在赊旗店转销药材发展医药业，以至于“清末民初赊旗店药业发展到30余家，绝大多数是山陕商人所开，从业人数三四百人之多”。
　　除了这些，山陕商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这是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一个大事件。秦商和晋商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体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后，机智地利用“人身开股制”，实现了掌柜和投资人的利益一致化。所谓“人身开股制”，就是有商业管理技能的掌柜以技术和人身来入股，约定最终的利润“四六开”，从而有效地将掌柜和伙计捆绑在企业资本的战车上。“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连载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