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青海等地的牛羊毛皮汇集到泾河边上的百谷镇、南强村、封家村一带，泾河里随处可见漂洗的皮革，不仅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河北等地的皮革商人来这里批发皮货，连邻国甚至欧洲国家的商人也对陕西的皮毛制品情有独钟。
　　出自陕西乃至西北皮革匠人之手的皮货，为什么会成为国内乃至世界商人眼中的香饽饽？为什么此前秦汉、唐宋的多个盛世里，都没能出现这样的商业景观？因为清朝西北畜牧经济快速发展，为皮毛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尤其是陕北地区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常年天高气爽，堪称是一个天然的牧场。清朝末年，仅陕北一地每年的羊毛出口量，就多达4万到5万担。此外，甘肃年产皮毛4万至5万担、皮张约7万至8万担，青海则年产羊毛3500万斤、白羊皮125万张、黑羊皮5万张、羔皮16万张、豹皮1万张。数量如此巨大的皮毛产量，为陕西乃至西北皮毛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很多秦商从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以及陕北一带收购各类皮货，运回泾阳县内加工，导致县城内出现了很多的熟皮手工作坊。清朝实行统一发展的民族政策，统一了西域、收复了新疆。据记载，乾隆八年（1743）、十二年（1747）间的两次贸易中，准噶尔部落的商队就携带毛皮30万张，这些皮货全部送陕西泾阳硝制。由满族贵族掌控的清政府，从山海关进入中原执掌政权后，这些贵族依然保持了喜欢穿毛革制品的习惯。统治阶层权贵的引领，对整个社会风气而言，无疑是具有榜样作用的，这也客观上刺激了陕西皮毛贸易的发展。秦地的皮革商人掌握着国内领先的硝制皮货技术。从黄土高原上下来的河水流入泾河段后，水中所含有的盐、碱成分比例天然适宜，非常适合用来浸泡和熟制皮革。加之，在泾阳、三原附近的蒲城、扶风、大荔等关中诸县盛产皮硝。早在明朝时期，政府就曾下令“将一切生皮自隶运送西安泾阳县地方硝制”。据记载，泾阳县东乡的皮匠利用泾河水泡熟皮的场面非常盛大，“每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聚其间者不下万人”。到了清朝时期，陕西泾阳皮革商人掌握的皮革制作标准，几乎成了国家标准。可见，在原料充足、政策扶持、权贵引领、技术领先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皮革与烟草、茶叶、盐等其他生意一起，成为秦商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
　　那些往返于关内和关外的“毛毛客”，将关内的粮食、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运到关外，将关外的皮革、药材等运回关内，促进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交换，推动蒙古草原和中原经济大发展，同时也让他们能从中赚取差价获取丰厚的利润。明朝政府在三边边境上开辟有马匹交易的互市，榆林成为当时河套地区和内地交易的枢纽。很多来自榆林、神木等陕北地区的秦商，源源不断地将泾阳造的皮货运送到伊克昭盟各旗，以满足草原部落庞大的市场需求。
　　山陕地区的农民和部分商人，先在长城北部50里内的黑界地耕种，后来突破朝廷限制，偷着将中原的农业产品带到蒙古草原，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河套地区。一些商人嫌在关内、关外往返太费时间了，就干脆直接在关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拿现收的粮食去换皮货。秦商的这种做法，很快被山西、河北等省份商人效仿。那些来自黄河沿岸黄土丘陵的贫苦人，越来越多地沿着黄河在晋、陕和蒙古草原交界处的16个水关，走水路到关口外去下苦力，或直接走榆树湾渡河，或渡河入陕西府谷境内，步行到古城关，再进入蒙古草原。
　　在清廷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后，关内经商打工的人不仅大规模地迁徙到关外，有的甚至是全家搬迁、整村搬迁，还有的和蒙古族姑娘成亲。这种为满足生存而引发的人口流动，最初源于清朝康熙年间，谁也没想到这个现象竟然持续了几百年之久，世人称之为“走西口”。1793年，关内多地遭遇特大旱灾，乾隆让军机处秘密守住长城各关，对因饥荒要出关的民众即时放行。民众为生存需要越过长城，到蒙古草原西部或中部地区谋求生存与发展；朝廷的许可，加速了走西口道路的打通。清康雍乾年间，“走西口”形成了一次一次的移民高潮，共有20多万陕西商民出关口、闯关外，开发了富饶的河套平原，使“天下黄河富宁夏”成为西部最壮丽的景色；而后又继续朝西走，开发了河西走廊和新疆。这股绵延了400多年的“走西口”西部初期开发浪潮，是陕西人一手描绘的历史画卷。
　　那些秦地的汉子为什么非要别离？黄土地上的古道悠悠绵延千年，成千上万的走西口的人流，要忍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要忍受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煎熬，他们之所以这样冒险，是为了生存，为了抗争大自然。男人的雄心驱使着他们，背井离乡到远方去拼搏，且不论未来是发财还是血本无归。是的，在黄土地上实现不了的梦想，或许会在远方得以实现。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对于这些外出经商或打工的秦地汉子来说，他们不仅要翻越一道道可以看见的地理上的关口，更要翻越一道道看不见的心理上的关口。（连载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