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由于日照充足、秋雨稀少，土地里繁衍着的雌性因子非常活跃。农民们在日复一日的耕作中，渐渐掌握了棉花这个新伙计的习性。秋天的关中平原，到处一派丰收景象，土地散发出一种让人亲切的味道。那些绽放着的白色花朵，被收放在驴拉车的大筐里。赶驴人唱的韵味十足的秦腔，久久地回响在广阔的天地间。这样朴素而高远的画面，至今仍在关中随处可见。美中不足的是，陕西地处西北，气温较高，纺纱织布很容易断头，严重影响到陕西棉布的商品质量。为化被动为主动，精明的陕西商人就把收集到的棉花贩运到气候温润的杭州、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生产，再将生产好了的棉布贩运回来，以满足北方市场对棉布的大量需求。整个明朝的200多年间，陕西商人浩浩荡荡的“北棉下江南，南布上西北”远销团，成为跳动在京杭大运河上最活跃的音符。
　　位于西北内陆的陕西，有那么大的棉布市场需求吗？秦商辛苦运来的棉布，都到哪里去了？这些棉布，主要做成了西北边境士兵的军服。为防止边境少数民族侵犯中原，明朝派20万大军驻扎在西北边境。这些官军每人每年至少要有春秋服装各两套，合起来的数字就大得惊人，这么多的布匹，朝廷集中采购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委托商人代劳了。在陕西的边境线外，长期以来生活着大量的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受条件所限，他们从出生就一年四季穿着皮革质地的服饰，他们当然渴望用马匹去换中原棉布，做成暖和柔软的民族服装穿在身上。那么，他们有多少人呢？仅蒙古族一个民族各部落的人口就有30万之多，他们每年大约需要棉布四五十万匹。这些棉布，当成财政税收征集到了国库里。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民众种植桑麻棉的同时，特别补充了一句“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后，明朝颁布了全国实行棉布征收的“地亩市”，把棉布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实物税收。在这项国家政策面前，那些因各种原因没有种植桑麻棉的民众，就只好自掏腰包从商人手中买布匹来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了。
　　棉花不仅在关中地区大规模地种植，也在陕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据记载，商州“植棉者渐广”，镇安“南北东三乡多种棉”，清嘉庆时汉中“秋收之时，白英浦畦”，石泉“两河之人多种之，故较裕于他乡”。在《旬阳县志》中，还记载有一首反映当时从湖广移民到陕西的农家女，在当地种棉织布生活的《竹枝词》。词曰：
　　洵河大半楚人家，
　　夜夜篝灯纺手车。
　　宝庆儿女夸手段，
　　来年多种木棉花。
　　秦商将由江南运来的原始棉布，从陕南的商州龙驹寨转运到泾阳和三原一带进行深加工。泾阳、三原一带的商业源远流长，秦汉郑国渠和白公渠的相继开通，有力地带动了泾阳、三原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剩余产品交换逐渐频繁，商业贸易行为日趋活跃。到了唐宋时期，地处关中平原的泾阳、三原商品市场繁华一时，交易场所突破“市”和“坊”的限制，壮大到县城的各个街道；除了日市，还有夜市和早市。明清时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农业发展，为商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两地地形平坦，水利灌溉资源丰富；交通区位发达，水路和陆路都很方便，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网络格局；加之明清两朝推行的种种有助于陕西崛起的经济和政治政策，都客观地促使三原、泾阳两地成为湖南茶、兰州烟，以及甘肃宁夏皮货、药材和布匹等商品的西北加工与运销总源头，商业盛景有诗为证：
　　过客如云集，
　　佳人拾翠来；
　　有村尽竹树，
　　无处非楼台。
　　这些天时地利的条件，使泾阳、三原成为明清数百年间秦地商业异军突起的绝佳区域代表。发家致富了的秦商，往往一人富裕后带动全家富裕，一个家庭的富裕再带动一个家族的富裕，一个家族的富裕继而带动整个乡里的富裕。泾阳、三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泾阳帮”的源头，被赞誉为“中国西部华尔街”。以至于到了民国初年，民间甚至出现了“宁要泾三原，不要西安城”的说法。
　　那些来自江南的棉布，集中在西北地区棉布加工中心的泾阳、三原，它们在这里被加工整染，然后改装成适合客户运送的款式，沿着渭河边走向辽阔的西北大地。这种长期、大规模的棉布吞吐量，使得泾阳、三原成为各地布商和卷布技师心中的财富圣地。县城街道上的布庄、布行更是多得数不胜数，甚至连三原县城隍庙附近的一条街道，因居住的山西卷布技师明显多于本地居民，而被改名为“山西街”。很多人都从这看似不起眼、实则利润丰厚的棉布加工中发了财，有些还成为名动一时的全国布匹大商人。其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泾阳王桥“大簸箕柏家”了。从事布匹贸易的“大簸箕柏家”，在江南主要产布的市镇上都有商号，其名下的门店、当铺、票号遍布苏州、上海、武汉等地，甚至还漂洋过海到日本开了柏家的分店。（连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