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产队，我记忆犹新。我从十六七岁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一直到1981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各家种各家的庄稼，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十四年。我将我的青春，我的美好年华播撒在生产队里的土地上了。尽管，我在生产队里，一天干三晌，早晚加两班，分回家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年到了三四月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四处借粮吃。那时候的生产队是一个小集体，是一个劳动单位，是一种管理模式，吃的是大锅饭。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有了生产队，到生产队解散，农村的生产队大都存活了二十多年。当年的生产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8年的夏天，我在千阳县张家塬镇宝丰村见到了一个新型的“生产队”。说它新，是因为，它既有当年生产队的集体模式，又有与当年生产队不一样的经营、管理办法。这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叫沈林杰，五十岁上下，中等个子，有点瘦，一头黑发对铺满皱纹的脸庞来说，未免年轻了些，他是一个刚毅而具有智慧的农民。他告诉我，他这个“生产队”有120亩土地。这些土地是流转而来的，就是租赁的农民的土地，每亩地每年支付六百元的租金。他说，这些土地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租到手的。为了经营方便，120亩土地要连成片。有些农民的三五亩地如同木楔一样，夹在连片租地的中间而不愿意出租，遇到这样的情况，沈林杰就和村里的干部一起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或者，采取用甲地对换乙地的办法，将这块“楔子”抽掉。沈林杰他们在这120亩土地上种植早熟苹果。今年的苹果是第一年挂果。由于苹果品质好、品种新，他们的苹果不是论斤卖，而是说个卖，一个苹果就卖五六块钱。
　　在这个“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出租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是贫困户——大多是因病因残，或者因为能力有限等种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实际上，这个“生产队”就是把这些农民组织成为一个集体。农民像当年在生产队里劳动一样，每天来这个“生产队”干活儿。当年的生产队，按性别，按能力，每天记工分，而在这个新型生产队，按能力按工种每天付给“社员”现金。不同的是，当年的生产队里，有的社员即使出工不出力，工分少不了，每天都要记。而在这个新型生产队，如果你出工不出力，“生产队长”就有权辞退你，或者，少付你的工钱。当年的生产队，到了年终，统一结算分红，即使一个劳动日几分钱或几毛钱，也要结算。这个新型生产队，到了年终，也是要给参股的社员统一结算分红的。当年的生产队具有强制性——每个社员，每月一定要干够二十八九天，缺勤要扣口粮。而这个新型生产队是松散型的集体，你出工或不出工，完全在于个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其实，这个生产队就是把单家独户的贫困农民组织成为一个集体，看似当年生产队里吃“大锅饭”的形式，却是严格考核的管理内容。
　　这个新型生产队是有名称的，它就是“千阳县盛园果业生产合作社”，沈林杰就是负责经营的社主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精心设计，又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的探索。这样，改革才能向纵深发展。四十年前，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顶着巨大的压力，从开始的包产到户，启示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为农村改革踩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如今，宝丰村农民用实践证明：并非集体就是大锅饭，把农民组织起来，由有能力的农民精心管理、经营产业，可以摆脱当年生产队吃大锅饭的弊病，创造很好的经济效益，让农民脱贫致富。这个新型生产队已成立了三年。
　　我问了几个“社员”，一个年过六十的“社员”说，他这年龄外出打工，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集体里，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年挣一万多块，加上流转的土地租赁费，每年收入两万多元，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见，农村改革，只要勇于探索，只要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心愿，改革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会有进一步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