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聚会
　　战友情谊山高水长。人说战友之情天下第一，这话不假。父亲尽管离开部队多年，但他还一直怀念部队生活，时常和我讲起他的那些战友，叹着气说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他们当年那批战友中有位退下来的后勤部长，费尽周折联络了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八十多个战友，成立了战友会，父亲得知后，甚是欢欣鼓舞。谁知，随着父亲的退休，战友聚会却一年不如一年。
　　战友会每年举行一次，日期定在八一建军节这天，聚会地点选择在西安或咸阳的饭店。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交了50元的活动经费后，父亲拿到了一本战友通讯录和一张宴会请柬。那次的聚会气氛十分热烈，大厅里笑语连天，八十多个老兵在大厅里穿梭，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他们拉着身边的人共叙战友情，“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歌声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回到家后，父亲还是“战友啊战友”感叹了好几天。
　　父亲的这些曾经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战友，退伍后，有的当了领导，有的当了一线工人，还有些回家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随着大家身份的变化，心理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纯洁的战友情，也慢慢被世俗的东西所掩盖，大家变得拘谨起来，就连聚会时的座位都形成了特定的组合：大官大款、小官小款，有职称的教师与工人和农民也有了距离……最后随着父亲所在工厂的变化，父亲再也没有去过战友会，与他有联系的只有一些倒闭企业贫困潦倒的战友，他说现在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50元的闲钱去吃喝。他们最奢侈的一次聚会就是在我家，让我去借一套卡拉OK，买了四瓶太白酒和两箱啤酒，但唱的还是那首《送战友》。后逢八一建军节，父亲干脆不参加战友聚会了，却满心欢喜地亲自到家下厨。他说：“我们全家都是战友，有当过空军、陆军的，还有公安战士，你妈也穿过军装，当过军工，是多年预备役呢！”
　　父亲的战友中常到饭店的依然是那帮大款，常到我家的也依然是另一帮生活困顿的。每当我回想起父亲这些战友相聚一起欢声笑语的情景时，我的耳边还会响起“战友啊战友，亲爱的战友……”的歌声。
　　三次住院
　　父亲工作战斗了四十三年，从初入军校的大学生，到马兰基地的学员排长；从剿匪时的代理指导员，到师组织科长、雷达团政委；从五七干校区队政委到航空总队政委、全军第三十四考区主任，先后担任过八个部队的师团职领导，历经了核试验基地建设、中印边界战备公路施工、新疆伊犁平叛、四川彭山抗洪、甘南剿匪、青海湟源救灾和内蒙古乌市抢险等重大任务，西北戈壁、西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两弹一星“争气工程”的参与者、第一批航空造林绿化西北的拓荒者，是个不知疲倦的革命军人，他常把自己比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去哪里！从首批师职干部转业车间主任干起，到总厂、集团公司领导岗位，他把企业带领成了国家的明星企业，他是国家人事部、纺织部聘任的双职称的高级人才，是一位老当益壮、精神饱满的干将。但有三次住院的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却。
　　那是1967年9月的事情，二十九岁的父亲从总队机关下部队挂职锻炼，担任第三支队第六大队教导员。在执行新疆柳树泉基地施工任务中，为保护两个四川籍小个子战士，他用一米七八的身躯挡住了倒下的电杆，结果腰部及大腿被砸成重伤，住进新疆空军医院治疗五十多天。这件事，父亲一直隐瞒了四十年，直到2007年父亲住进咸阳一家医院，医生才告诉我们，你父亲腰椎受过重伤，还有核试验留下的后遗症。回到病房询问父亲，他一再摇头否定，后来拗不过，父亲才淡淡地说：“那两个四川大竹战友一个叫王翔飞，一个叫李元合，我们一直书信往来，困难时期我常给他们寄钱，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好战友！”
　　父亲第二次住进了我爱人工作的解放军第三医院。1988年初，有一次查阅我儿子病历时，无意间查到了我父亲曾因车祸住院留下的病历（当时病历卡片是依姓氏查找）。原来，父亲当师团职干部十八年，带出了上百个师团干部和高科技人才，但他最得意的却是在宝鸡飞播造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命令父亲在宝鸡组建了兰空飞播团。
　　为了确保首次飞播成功，父亲手捧航空地图走遍了渭水流域补充图标，不料在勘察陇县关山军马场时因倾盆大雨导致交通事故身负重伤。
　　就是在病床上，父亲的目光仍然聚集在宝鸡、天水、平凉、咸阳、庆阳的地图上。2005年，父亲最后一次来到宝鸡，不顾年高体衰，硬是坚持看了几处飞播现场。父亲满脸欣喜地说道，十年树木啊！宝鸡绿了，渭河流域绿了，子孙后代可不要忘了毛主席在宝鸡组建的兰空飞播团，不要忘了那个令人生畏又令人敬仰的皮司令，是他亲自从南方调来了大量的草木种子，还有那个兰空的刘懋功司令，他是个老红军，也是个绿化西北的大功臣。（连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