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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立即废除了隋五铢钱，推出唐帝国金融团队研发的开元通宝。这种钱币，每十钱重达一两，因为设计精巧、大小合理、轻重合适，所以一上市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成为我国古代发行的最为成功的货币之一。唐初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厉的法令来打击盗铸行为，一旦发现有谁敢私自造钱，不仅本人会被立即处死，家里人也要跟着受到牵连。在严打盗铸的高压下，长安城商品齐备、物价便宜。但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唐高宗到唐玄宗期间，因国家发行货币量的不足，私铸之风再度杀来，出自江淮一带的恶钱大量涌进长安城，市场上因为通货不足而引起物价剧烈波动。物价不稳，民心就难安；民心难安，政基则不稳。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应对巨额军费开支造成的亏空，先后发行了“乾元重宝”“重棱钱”，此两种货币与开元通宝的比价分别是110和150。因为三种并行使用货币比价的不合理，很快又引发了物价飞涨，一斗米的售价被抬高到了7000钱，很多百姓因为买不起而相继饿死在道路上。一些不法之徒，还用长安城中寺庙里的撞钟和铜镜等材质，半公开地盗铸假币。钱币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宗上台。无计可施的唐代宗宣布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开元通宝等价使用，不再执行原来不合理的比价标准。新政颁布后，因为再无利可图，乾元重宝和重棱钱很快退出市场，开元通宝平稳流动的局面又恢复了。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货币除了铜钱，还有布帛等实物交易，此外，在一些外贸等特定的场所，金银和香料也可充当货币。尽管唐的货币政策几次波动，但主要还是以铜币开元通宝为主。每贯开元通宝重达六斤四两，约折合为现在的三公斤八两。
从唐高宗开始，大量的社会财富积聚到少数富商手中。
由于当时还没有纸币出现，那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感到了携带铜币的麻烦。铜钱的面值很小，每次交易的需求量又很大，携带大量铜钱很不方便，而且，大量钱物在身也不利于人身和财产安全。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剧，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商业交易的额度也越来越大，再实行老套的扛着钱或包个马车押着钱去现款现货交易，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了。
于是，商业的新生事物——柜坊和飞钱就应运而生了。
柜坊，是向客户提供一个存放钱物的场所。存了钱物的客户，可以凭借柜坊发出的书帖，委托别人拿着书帖来支取钱物。随着这种“存物取钱”业务的扩大和深入人心，柜坊的升级版飞钱就产生了。飞钱，是一种汇兑的交易模式，最早产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时，南方的茶叶大量占据北方市场，很多京城人员都以饮茶为时尚。长安的商人需要运送大量的钱财到南方去采购茶叶，而南方的茶商在京城完成交易后要把大量的钱财带回家乡，这种“钱物搬家”让两地的商人都感到了不便。唐时，为应对“钱荒”局面，朝廷曾下令禁止商人携带现钱从关中出境。为方便长途贩运的需要，商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带铜钱又能完成交易？
于是，相当于现在汇票的飞钱问世了。
最初的飞钱由官方经营，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军队等官方机构，为向京师缴纳一定钱财，开设了汇兑业务的绿色通道。后来，一些商贾富户等民间人士也经营起飞钱。他们是这样实现交易的：收款人收到钱款后开具出一张票券（或文牒），这张票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当面交给汇款人，另外一部分寄给本道；等持票券人到长安完成交易后需要支付现款时，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出所持的另半张票券，工作人员将两部分票券合在一起核对无误，持票人就能当场领回所存的钱款。通俗地讲，就是商人可以在甲地交钱领票，而在乙地可以凭票取钱。因为操作方式方便安全，飞钱也被称为“便换”。飞钱的交易形式，无外乎这么三种：一是在外地商人押货进入京城长安销售一空后存钱取票，再回到地方州府去兑换；二是各地商人在当地的州府存钱取票，到长安做生意进货时取出用于支付；三是在这个州府存钱取票，再到别的州府去支付。不论哪种形式，其实就是柜坊“存物取钱”的方式，演变成“保管支钱”而已。
飞钱的产生，大大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桩好事。飞钱从官方借助国家渠道让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演变为一种商业的连锁模式，这是时代进步的力量。于是，社会上有了专门从事飞钱业务的商人，他们依靠总店与各地分店间完备的体系，在帮助商人避免运送现款交易麻烦的同时，也可以从中谋取一定比例的回扣作为利润。唐朝的飞钱，只是买卖凭证，并不能作为付现交易的凭证，因为它本身并不介入流通，也没有货币的交换功能，所以，飞钱和后来出现的纸币是完全不同的。
飞钱虽然得到了商家的广泛使用，但对国家财政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元和六年（811），政府下令禁止使用飞钱。此举令市场的交易额大幅下降，很多商人都把钱放在家里不拿出来用，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速度严重受阻。无奈，唐政府改变策略，对飞钱的态度由堵变成疏，改由户部、盐铁、度支三处官署来共同经营飞钱。这三个部门掌管飞钱后，要求商人在进行票券汇兑时，必须缴纳百分之十的费用。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商人的一种变相剥削，当然遭到了全体商人的抵制和反对。无奈，唐廷只好收回成命，继续推行平价汇兑，以此来换取商业市场的相对稳定。（连载26）
从唐高宗开始，大量的社会财富积聚到少数富商手中。
由于当时还没有纸币出现，那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感到了携带铜币的麻烦。铜钱的面值很小，每次交易的需求量又很大，携带大量铜钱很不方便，而且，大量钱物在身也不利于人身和财产安全。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剧，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商业交易的额度也越来越大，再实行老套的扛着钱或包个马车押着钱去现款现货交易，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了。
于是，商业的新生事物——柜坊和飞钱就应运而生了。
柜坊，是向客户提供一个存放钱物的场所。存了钱物的客户，可以凭借柜坊发出的书帖，委托别人拿着书帖来支取钱物。随着这种“存物取钱”业务的扩大和深入人心，柜坊的升级版飞钱就产生了。飞钱，是一种汇兑的交易模式，最早产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时，南方的茶叶大量占据北方市场，很多京城人员都以饮茶为时尚。长安的商人需要运送大量的钱财到南方去采购茶叶，而南方的茶商在京城完成交易后要把大量的钱财带回家乡，这种“钱物搬家”让两地的商人都感到了不便。唐时，为应对“钱荒”局面，朝廷曾下令禁止商人携带现钱从关中出境。为方便长途贩运的需要，商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带铜钱又能完成交易？
于是，相当于现在汇票的飞钱问世了。
最初的飞钱由官方经营，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军队等官方机构，为向京师缴纳一定钱财，开设了汇兑业务的绿色通道。后来，一些商贾富户等民间人士也经营起飞钱。他们是这样实现交易的：收款人收到钱款后开具出一张票券（或文牒），这张票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当面交给汇款人，另外一部分寄给本道；等持票券人到长安完成交易后需要支付现款时，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出所持的另半张票券，工作人员将两部分票券合在一起核对无误，持票人就能当场领回所存的钱款。通俗地讲，就是商人可以在甲地交钱领票，而在乙地可以凭票取钱。因为操作方式方便安全，飞钱也被称为“便换”。飞钱的交易形式，无外乎这么三种：一是在外地商人押货进入京城长安销售一空后存钱取票，再回到地方州府去兑换；二是各地商人在当地的州府存钱取票，到长安做生意进货时取出用于支付；三是在这个州府存钱取票，再到别的州府去支付。不论哪种形式，其实就是柜坊“存物取钱”的方式，演变成“保管支钱”而已。
飞钱的产生，大大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桩好事。飞钱从官方借助国家渠道让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演变为一种商业的连锁模式，这是时代进步的力量。于是，社会上有了专门从事飞钱业务的商人，他们依靠总店与各地分店间完备的体系，在帮助商人避免运送现款交易麻烦的同时，也可以从中谋取一定比例的回扣作为利润。唐朝的飞钱，只是买卖凭证，并不能作为付现交易的凭证，因为它本身并不介入流通，也没有货币的交换功能，所以，飞钱和后来出现的纸币是完全不同的。
飞钱虽然得到了商家的广泛使用，但对国家财政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元和六年（811），政府下令禁止使用飞钱。此举令市场的交易额大幅下降，很多商人都把钱放在家里不拿出来用，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速度严重受阻。无奈，唐政府改变策略，对飞钱的态度由堵变成疏，改由户部、盐铁、度支三处官署来共同经营飞钱。这三个部门掌管飞钱后，要求商人在进行票券汇兑时，必须缴纳百分之十的费用。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商人的一种变相剥削，当然遭到了全体商人的抵制和反对。无奈，唐廷只好收回成命，继续推行平价汇兑，以此来换取商业市场的相对稳定。（连载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