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艺术家韩乐然诞辰120周年，不久前，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了馆藏韩乐然作品展，以纪念这位一往无前、献身革命事业的红色画家。众所周知，韩乐然在艺术上的成就极高，他举办过6次个人画展，创建美术专科学校，是“第一位研究克孜尔洞窟壁画的中国画家”，然而，这位1923年即加入党组织的中国朝鲜族第一位共产党员，利用战地记者身份，通过美术、摄影、写作，在国内国际上宣传报道抗日前线事迹，以绘画写生为掩护，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的事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似乎被岁月隐没，而他的功绩却令人无法忘怀。
　　1943年11月，著名学者林语堂途经宝鸡后，曾在英文撰写的《枕戈待旦》一书中告诉世界，他在宝鸡见到了“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因为这篇文章，宝鸡这座中国西部小城引起了世界瞩目。在宝鸡，林语堂不仅参观了从武汉西迁到此地的宝鸡申新纱厂的窑洞工厂，还与宝鸡工合的社员们联欢座谈。1943年第二十期的《西北工合通讯》刊有一篇特写文章《欢迎林语堂茶会》，就详细记述了林语堂参观宝鸡工合的情形。在这场气氛热烈融洽的座谈会中，有简短的欢迎词，工小的孩子给林先生唱支歌，简单的茶会热诚欢迎林先生，还被一位戴眼镜、戴绿军帽、手夹大皮包的人物画了下来。这位随着林语堂一同参加茶会的正是画家韩乐然。
　　韩乐然与宝鸡的故事千头万绪，却离不开工合。工合创始人路易·艾黎在自传中回忆，宝鸡的工合办事处，初建时非常简陋。而此时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任职的韩乐然已经是少将指导员，每当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去太行山区途经宝鸡时，都要到工合办事处，见一见老朋友艾黎。
　　艾黎与韩乐然是1938年在汉口相识的。此时，住在武昌的韩乐然经常要过长江到汉口帮助史沫特莱，为前方训练人才和为八路军筹款购买药品。而此时全力以赴建立“工合”的艾黎得知，韩乐然还带着有关前方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便对这位工作执着踏实的朋友更为佩服。他们很快变为好朋友，经常见面，商谈、讨论工作，他们的友谊从汉口一直延续到了宝鸡。1943年春，被国民党关押三年的韩乐然，假释出狱了，他又回到了宝鸡，虽然那是他曾经被捕的地方，但他没有害怕，他知道老朋友艾黎理解自己，也担心着自己。在这位可靠的朋友帮助下，韩乐然的生活才逐渐得以改善。
　　得到假释出狱的韩乐然被限制不能离开西北，但这并不能让韩乐然停止工作，他以在关中旅行写生为由，了解民情，还托人寻找爱好绘画的青年做帮手。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青年人，这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黄胄。
　　年轻的黄胄曾在报纸上看到过韩乐然的美展介绍，他对这位多年留学法国的名画家是很敬慕的。此时的黄胄因父亲病故而辍学，一心想学画的他不得不辗转各处谋生路，然而动荡的社会，孑然一身的黄胄似乎前途渺茫，是性格开朗、健谈的韩乐然给了他希望——看完黄胄几幅习作后他表示满意，如果黄胄愿意做旅行中的帮手，他可以负担黄胄的食宿和旅行费用。而当得知黄胄无家后，韩乐然丝毫没有迟疑，便请黄胄第二天就可以搬来住。黄胄后来回忆说：“在那种的人世间，韩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无异于融融暖火。”
　　在从宝鸡到华山的写生旅途中，师徒二人走了一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韩乐然夙兴夜寐，画了四十多幅水彩写生。他画渭河，画水渠旁的风车、水磨，还有山村小桥等；他凝神观察，用水用色酣畅淋漓。韩乐然见多识广，又善于见微知著，一路上，令黄胄大开眼界，耳濡目染，黄胄的绘画技艺与思想认识都得到了提升。
　　假释后的韩乐然原准备去河南画黄泛区，但没得到国民党当局允许，才决定去画八百里秦川。他从宝鸡出发，正赶上夏收，道路两旁一派繁忙景象。韩乐然深情地望着这一切，默记于心。他并没有立即作画，因为离城较近，敌人耳目甚多；直到途中他才开始作画，多是画农民像、农村小女孩等。
　　在韩乐然存世的一百余幅画作中，有一幅《宝鸡公路桥》正是那时创作的。画中是一座破木桥，瘦弱的人弓身曲背驾着车，拉套的也是一匹瘦骨嶙峋的牲口。这是旧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缩影。据黄胄后来回忆，韩乐然先生在作这幅画时说：“只许我画风景物，不许画劳苦人们，给他们粉饰太平，恐怕是办不到的！”
　　在韩乐然写生的画作中，还有多幅修建宝天铁路场景的画，给各界观众留下了印象深刻。这正是韩乐然经常说的：“到生活中去，绘画才有前途。”当我们今天得知，韩乐然以战地报道和绘画、摄影为武器，在八路军与国民党抗战将领间穿梭，在烽火前线致力于抗日统一战线联络的艰苦斗争岁月，在他的人格和艺术中辉映着血染的风采，我们便更加怀念这位红色画家，继而以韩乐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追求，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