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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在直城门附近还出土有制造兵器的陶范，铁兵器有刀、剑、矛、戟、镞、铠甲等，铁工具有斧、锛、凿、锤、釜等。此外，还有鼎、钫、钟、釜及铜戈、铜镞等多个品种铜器。而在出土的钱币中，除了汉半两、五铢及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货布、货泉、布泉等铜币外，还有马蹄金、麟趾金。这些遗址和文物说明，长安城辟有商品特供专用通道，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
汉帝国初建时，国穷民困，高祖刘邦出巡想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不能，列卿大夫和诸侯则只好乘着牛拉车出门办事。在沿承秦代抑制商业的汉代，汉长安城里缘何会出现商业盛景？这是大规模迁徙到长安的富商奢靡的生活需要。汉曾屡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到长安周边地区，如：汉高祖九年（前198）迁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家于长陵”，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同时，张骞出使西域，加速了国际商业力量对长安城商业的推动。大汉帝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大量流出，来自西域各国的葡萄、核桃、黄金等也不可抗拒地流进。在巨大商业利益的作用下，长安城里每天都熙熙攘攘，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和高利贷者。他们握有大量的财富，如无盐氏、焦氏、贾氏、田甲鱼，以及“关中富商大贾，大氏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王莽时，“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
西汉之后，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也定都长安。后来，隋文帝嫌长安城狭小破旧，命宇文恺兴建大兴城，就是后来的唐长安城。这样，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汉长安城开始逐渐荒芜、废弃。
第五节盗铸疯狂
汉初，长安城里的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在经济膨胀后，为早日达到政治进步的目的而联合起来，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股强大势力。很多农民见状，纷纷离开土地和生产加入到商人队伍，导致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价万钱，一匹马则昂贵到了要百金的地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商人们却在大量地享受着社会财富。汉高祖刘邦颁布贱商令：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困锢不得为吏”。
汉高祖尽管在政治上、生活上采取了对商人的抑制政策，但鉴于国家初定经济困顿异常的现实，当时的制盐、冶铁、铸钱等几个涉及民生的产业中，都有商人的身影。到了汉惠帝时期，汉朝放宽对商人的限制，惠帝六年(前189)允许商人通过买爵位来取得政治地位。富商们对此积极性很高，因为买爵位到了一定级别，可以免除徭役和部分赋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当时边塞地区粮食运输困难，于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用明码标价发放爵位的办法来换取粮粟，以保证天下的粮食能驰援边疆将士。此外，汉高祖刘邦在汉朝初年还推行了一个掠夺商人的“算缗钱”政策，缗是用来贯钱的丝绳，一千钱为一贯，缗钱税就是按现金额或财物折现额征税。规定：家里有车的要纳税，商人要交两倍的钱；商人必须上报家庭财产，然后按比例征收财产税，如隐匿不报则家产全部没收。汉武帝时颁布“告缗钱”法令，发动百姓检举告发富户隐匿家产不报的行为，该线索一经官府查实后，就分财产的一半给告发者。
为激活国家金融和经济命脉，高祖刘邦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为由，决定在短期内让百姓铸钱，下放原本属于各个郡国特权的铸币权，允许并鼓励私人铸造钱币。这个决定，开创了允许民众私铸钱币的先河。可惜，一般百姓根本没有力量享受到国家允许私人铸钱这一政策红利，能够参与铸钱的几乎都是地主豪强和商贾大亨。这些暴发户所造的钱，虽然钱币上也写着“半两”，但实际上轻薄得好像是榆树上结出来的荚子，所以百姓称之为“荚钱”。当时，全国上下涌现出大量钱庄，民间私自造钱币成为潮流，以至于掌握刻制钱范技术的工匠，也成了社会最急需的人才。
铸造钱币的钱范，材质本应为金属，外表规整、厚重，钱体文字精致，但汉初很多私人铸币作坊里用的是陶器，这就导致造出来的币形粗糙不规整、字迹粗劣不细腻。
距西安约150公里的凤翔县，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周朝和最短朝代秦朝的发祥地。在西汉时，这里地处京畿之地，私人铸币曾风靡一时。在凤翔县博物馆，陈列有两方从当地乡村出土的陶制钱范模具。两方钱范的外形大致一样，长四五十厘米、宽十五至二十厘米、高五六厘米，表面上斑驳着铜色的痕迹，上面五铢钱币的模子，至今还依稀可见。
在汉代国家造币厂的上林三官所属铸钱作坊的遗址中，考古专家接连发现：在西安长安牛东乡钟官城遗址发现五铢钱背面范；在渭南澄城发现烘范窑一座、烧范窑三座，铜范、陶范若干。做好钱范后，工匠们将经过高温加工的铜液，从钱范上的浇口处一个较粗的凹痕上方注入，滚烫的铜液就流入早已设置好的五铢钱币的模区中，待冷却之后，五铢钱币就成型了。
掌控财富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国家放民铸钱政策背后，藏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民间百姓私铸行为快速泛滥，很多民间势力不仅架起私炉盗铸钱币，而且还私自降低国家制定铸钱的标准，一大批分量轻、从铜质到文字都粗劣的五铢钱充斥到市场上，给国家的货币市场带来了严重灾难。
（连载11）
汉帝国初建时，国穷民困，高祖刘邦出巡想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不能，列卿大夫和诸侯则只好乘着牛拉车出门办事。在沿承秦代抑制商业的汉代，汉长安城里缘何会出现商业盛景？这是大规模迁徙到长安的富商奢靡的生活需要。汉曾屡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到长安周边地区，如：汉高祖九年（前198）迁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家于长陵”，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同时，张骞出使西域，加速了国际商业力量对长安城商业的推动。大汉帝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大量流出，来自西域各国的葡萄、核桃、黄金等也不可抗拒地流进。在巨大商业利益的作用下，长安城里每天都熙熙攘攘，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和高利贷者。他们握有大量的财富，如无盐氏、焦氏、贾氏、田甲鱼，以及“关中富商大贾，大氏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王莽时，“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
西汉之后，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也定都长安。后来，隋文帝嫌长安城狭小破旧，命宇文恺兴建大兴城，就是后来的唐长安城。这样，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汉长安城开始逐渐荒芜、废弃。
第五节盗铸疯狂
汉初，长安城里的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在经济膨胀后，为早日达到政治进步的目的而联合起来，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股强大势力。很多农民见状，纷纷离开土地和生产加入到商人队伍，导致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价万钱，一匹马则昂贵到了要百金的地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商人们却在大量地享受着社会财富。汉高祖刘邦颁布贱商令：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困锢不得为吏”。
汉高祖尽管在政治上、生活上采取了对商人的抑制政策，但鉴于国家初定经济困顿异常的现实，当时的制盐、冶铁、铸钱等几个涉及民生的产业中，都有商人的身影。到了汉惠帝时期，汉朝放宽对商人的限制，惠帝六年(前189)允许商人通过买爵位来取得政治地位。富商们对此积极性很高，因为买爵位到了一定级别，可以免除徭役和部分赋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当时边塞地区粮食运输困难，于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用明码标价发放爵位的办法来换取粮粟，以保证天下的粮食能驰援边疆将士。此外，汉高祖刘邦在汉朝初年还推行了一个掠夺商人的“算缗钱”政策，缗是用来贯钱的丝绳，一千钱为一贯，缗钱税就是按现金额或财物折现额征税。规定：家里有车的要纳税，商人要交两倍的钱；商人必须上报家庭财产，然后按比例征收财产税，如隐匿不报则家产全部没收。汉武帝时颁布“告缗钱”法令，发动百姓检举告发富户隐匿家产不报的行为，该线索一经官府查实后，就分财产的一半给告发者。
为激活国家金融和经济命脉，高祖刘邦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为由，决定在短期内让百姓铸钱，下放原本属于各个郡国特权的铸币权，允许并鼓励私人铸造钱币。这个决定，开创了允许民众私铸钱币的先河。可惜，一般百姓根本没有力量享受到国家允许私人铸钱这一政策红利，能够参与铸钱的几乎都是地主豪强和商贾大亨。这些暴发户所造的钱，虽然钱币上也写着“半两”，但实际上轻薄得好像是榆树上结出来的荚子，所以百姓称之为“荚钱”。当时，全国上下涌现出大量钱庄，民间私自造钱币成为潮流，以至于掌握刻制钱范技术的工匠，也成了社会最急需的人才。
铸造钱币的钱范，材质本应为金属，外表规整、厚重，钱体文字精致，但汉初很多私人铸币作坊里用的是陶器，这就导致造出来的币形粗糙不规整、字迹粗劣不细腻。
距西安约150公里的凤翔县，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周朝和最短朝代秦朝的发祥地。在西汉时，这里地处京畿之地，私人铸币曾风靡一时。在凤翔县博物馆，陈列有两方从当地乡村出土的陶制钱范模具。两方钱范的外形大致一样，长四五十厘米、宽十五至二十厘米、高五六厘米，表面上斑驳着铜色的痕迹，上面五铢钱币的模子，至今还依稀可见。
在汉代国家造币厂的上林三官所属铸钱作坊的遗址中，考古专家接连发现：在西安长安牛东乡钟官城遗址发现五铢钱背面范；在渭南澄城发现烘范窑一座、烧范窑三座，铜范、陶范若干。做好钱范后，工匠们将经过高温加工的铜液，从钱范上的浇口处一个较粗的凹痕上方注入，滚烫的铜液就流入早已设置好的五铢钱币的模区中，待冷却之后，五铢钱币就成型了。
掌控财富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国家放民铸钱政策背后，藏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民间百姓私铸行为快速泛滥，很多民间势力不仅架起私炉盗铸钱币，而且还私自降低国家制定铸钱的标准，一大批分量轻、从铜质到文字都粗劣的五铢钱充斥到市场上，给国家的货币市场带来了严重灾难。
（连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