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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陕甘支队向红十五军团输送了大批干部，包括周士弟、王首道、宋时轮、黄镇、伍修权和毕士悌等人。红十五军团则在物资上给予了陕甘支队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当时红十五军团一共仅有七千多块钱，徐海东一下子给了陕甘支队五千块。除了钱，红十五军团还从各连队抽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衣物布匹以及医疗药品送到了陕甘支队驻地。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毛泽东这样评价徐海东。
毛泽东的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给蒋介石写出了报告，就国民党军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堵失利进行了“愧愤莫名”的总结：
查此次毛、彭股匪长途逃窜，实力减耗。而我以数倍之众，沿途堵截穷追，未克聚歼，愧愤莫名。虽曰天未厌乱，要亦人谋不藏。兹将所得教训，概述于左：
（1）最初因各方面情报不确实，对匪实力估计过大，本军第八师达到定西，匪突陷通渭。当时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仅系匪之先头部队。深恐匪以一部截断西兰路，主力威胁皋兰。本军主力应集结定西、通安驿、马营等处，准备经内官营、榆中县截击渭源向皋兰北犯之匪，以固省垣根本。静宁、会宁间故控置兵力较少，匪得乘机向北兔脱。
（2）指挥不统一。本军初次入陇，人地生疏，追击与堵截部队无统一之指挥，难期协同一致，良机坐失，极为可惜。
（3）联络不确实。各部携带之无线电，波长不一，呼号不明，各友军又无通用密本，无法联络。即同隶一军者，亦因波长各异，不能畅达，消息阻滞，遗误颇多。
（4）匪情不明了。匪窜经路，人民逃避一空，无可派之侦探。匪之内容实力及溃窜路线不易明白。纵有所得，多从俘匪传出。匪素狡猾，对俘匪供词，又恐系匪派间谍，惑我耳目，消息极难确实。实由我地方无组织，民众如散沙，且无知识。部队不能得他方之协助，不无遗憾。
（5）给养困难。此次追击路线，地形险阻，人民稀少，纵偶有村落，经匪洗劫之后，十室九空，不仅给养无法采办，甚至饮料亦不可得，各官兵有终日仅得一食者，或终日仅得菜叶、番芋以充饥者，或于匪方残余未熟牛羊肉以度日者。因此，坐失机宜。至民众畏匪烧杀逃避，且因为过去军队纪律不良，对军队怀疑误会。地瘠民贫，供不应求，亦系实情。
（6）无统一收容机关。长途追剿，官兵因病落伍者，道路相望，一经剧战，死者伤者，无法传送，迟滞部队行动，关系甚大。如卫生机关健全，减少部队顾累，动作当较敏捷。
（7）各级指挥官缺乏独断力。匪情变幻，惟前线指挥官观察最为明确。此次追剿各战役，与匪接触，大部为其侧后掩护队，势虽顽强，力量究属有限。各级战斗指挥官，每为匪势所眩惑，不能窥破弱点，乘机腰截，或埋伏阻截，致匪主力逃窜。虽逐日穷追，见匪打匪，似非战之善者也。
（8）部队行军力不强。追剿部队困难不免，但匪能往，我亦能往。胜负之争，即在能争持最后五分钟以为断。我追击部队虽能忍饥耐苦，日行百里或百数十里以行追击，然始终仅能尾匪跟追，不能过度要求迂回截击。各匪首均得漏网，未收最后之胜利，不能不认为行军力之薄弱。
他如民众之无组织训练，对国军时生疑惧，侦探部队之不完备，地图方向之差错，往往均有遗误。尤不能不加注意。
嗣后进剿陕北股匪，利钝在军食之盈虚与转运之迟速。似应核实各军支食之人马，计算转运之时日。兵站与交通、卫生种种设备，更不可忽视。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第一方面军全军总兵力为一万六千多人。
一年前，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兵力为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除了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曾经存在过两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川陕苏区成立的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一九三五年二月在陕甘苏区成立的先后以谢子长、刘志丹和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说，在下寺湾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己也始终认为，下寺湾会议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填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时，在职务一栏里写道：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连载248）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毛泽东这样评价徐海东。
毛泽东的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给蒋介石写出了报告，就国民党军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堵失利进行了“愧愤莫名”的总结：
查此次毛、彭股匪长途逃窜，实力减耗。而我以数倍之众，沿途堵截穷追，未克聚歼，愧愤莫名。虽曰天未厌乱，要亦人谋不藏。兹将所得教训，概述于左：
（1）最初因各方面情报不确实，对匪实力估计过大，本军第八师达到定西，匪突陷通渭。当时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仅系匪之先头部队。深恐匪以一部截断西兰路，主力威胁皋兰。本军主力应集结定西、通安驿、马营等处，准备经内官营、榆中县截击渭源向皋兰北犯之匪，以固省垣根本。静宁、会宁间故控置兵力较少，匪得乘机向北兔脱。
（2）指挥不统一。本军初次入陇，人地生疏，追击与堵截部队无统一之指挥，难期协同一致，良机坐失，极为可惜。
（3）联络不确实。各部携带之无线电，波长不一，呼号不明，各友军又无通用密本，无法联络。即同隶一军者，亦因波长各异，不能畅达，消息阻滞，遗误颇多。
（4）匪情不明了。匪窜经路，人民逃避一空，无可派之侦探。匪之内容实力及溃窜路线不易明白。纵有所得，多从俘匪传出。匪素狡猾，对俘匪供词，又恐系匪派间谍，惑我耳目，消息极难确实。实由我地方无组织，民众如散沙，且无知识。部队不能得他方之协助，不无遗憾。
（5）给养困难。此次追击路线，地形险阻，人民稀少，纵偶有村落，经匪洗劫之后，十室九空，不仅给养无法采办，甚至饮料亦不可得，各官兵有终日仅得一食者，或终日仅得菜叶、番芋以充饥者，或于匪方残余未熟牛羊肉以度日者。因此，坐失机宜。至民众畏匪烧杀逃避，且因为过去军队纪律不良，对军队怀疑误会。地瘠民贫，供不应求，亦系实情。
（6）无统一收容机关。长途追剿，官兵因病落伍者，道路相望，一经剧战，死者伤者，无法传送，迟滞部队行动，关系甚大。如卫生机关健全，减少部队顾累，动作当较敏捷。
（7）各级指挥官缺乏独断力。匪情变幻，惟前线指挥官观察最为明确。此次追剿各战役，与匪接触，大部为其侧后掩护队，势虽顽强，力量究属有限。各级战斗指挥官，每为匪势所眩惑，不能窥破弱点，乘机腰截，或埋伏阻截，致匪主力逃窜。虽逐日穷追，见匪打匪，似非战之善者也。
（8）部队行军力不强。追剿部队困难不免，但匪能往，我亦能往。胜负之争，即在能争持最后五分钟以为断。我追击部队虽能忍饥耐苦，日行百里或百数十里以行追击，然始终仅能尾匪跟追，不能过度要求迂回截击。各匪首均得漏网，未收最后之胜利，不能不认为行军力之薄弱。
他如民众之无组织训练，对国军时生疑惧，侦探部队之不完备，地图方向之差错，往往均有遗误。尤不能不加注意。
嗣后进剿陕北股匪，利钝在军食之盈虚与转运之迟速。似应核实各军支食之人马，计算转运之时日。兵站与交通、卫生种种设备，更不可忽视。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第一方面军全军总兵力为一万六千多人。
一年前，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兵力为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除了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曾经存在过两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川陕苏区成立的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一九三五年二月在陕甘苏区成立的先后以谢子长、刘志丹和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说，在下寺湾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己也始终认为，下寺湾会议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填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时，在职务一栏里写道：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连载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