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培清立即命令部队全速撤退，但是他的骑兵团的两边都出现了红军。部队跟着他开始狂跑，没跑多远退路就被红军截断了。红军的杀声漫山遍野而来，马培清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死定了。然而，红军的追击突然间停止了。马培清跑着跑着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了红军。他回过身朝战场方向看去，那里再次响起了红军的杀声，原来红军掉头朝着混乱中的东北军骑兵冲去了，再次把白凤翔的一个团截住，包围起来，全部缴了械。
　　吴起镇战斗，红军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击溃了三个团，缴获战马二百多匹。红军胜利回师的时候，吴起镇的百姓敲打着锣鼓，红军官兵们第一次看见中国北方的一种长长的红布被系在百姓的腰间，然后又从他们的腰间向着天空高高地舞动。
　　吴起镇战斗的重要意义在于：红军不但表明了他们走到这里便不再迁徙的决心，并且证明他们有守住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和力量。
　　毛泽东挥笔写道：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还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局势来讲，红军依旧没有摆脱移动作战的状态：红四方面军数万官兵前途未卜，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极其艰难地转移，中国工农红军尚未拥有一块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中国版图上武装割据出数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江西和福建地区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军事环境，中国工农红军依旧处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没有到来——后来的历史证明，数万红军还将经历数百次残酷的战斗和数千里艰险的跋涉，一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会合。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那一天才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真正开始。
　　陕甘苏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十二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天，只有一个团兵力的红二十六军南下，国民党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围剿”，部队被打散后，部分官兵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冲出重围，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他们才带着几支驳壳枪返回到照金根据地。十一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所辖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和杨森分别接任师长和政委职务。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四十二师创建了纵横大约七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小的苏区，并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
　　在与“围剿”的敌人反复作战的同时，陕甘苏区周边的游击队逐渐壮大，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陕北各游击队正式被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命令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西、山西、甘肃和宁夏四省的军阀部队对陕北苏区进行“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击深入到陕北的敌人，红军成功地通过机动作战使陕甘和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再次调集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时候，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陕北。九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陕北的《信天游》因为红二十五军的到来被乡亲们唱为：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嗒。
　　十月二日，红十五军团南下，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的两个团，取得了劳山和榆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红色根据地的外围，数十万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包围而来。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进入陕西后，蒋介石力图趁红军远征疲惫、立足未稳之时，调集大军向苏区腹地强行推进，以彻底“剿灭”陕北红色根据地：
　　查陕北匪区东、西两面业经职团制定封锁办法，已通知各部队及地方政府切实实施在案。为顾虑周密起见，必须四面实施方能奏效。拟恳通饬西、南两路及宁夏接壤之三边、盐池同时施行，严密封锁，期收实效。当否，乞核夺实施，等情。除电复外，仰即饬所属切实封锁匪区，断绝其物质资源，期收聚歼之效为要。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在陕北苏区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危及着红军的生存。
　　（连载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