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奶奶家在我们村东边十几里远的一条山沟里，那里有一座工厂，也有卖蔬菜和水果的集市。姑奶奶家的院子约有一亩大，很敞亮，可院子里只有三间长满青苔的破旧瓦房。这三间瓦房她出租给厂里的职工家属住，自己则住院子正对面崖下的土窑洞里。填充一片大院子的是一株株树木，有泡桐、楸树、槐树和椿树，但能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只有院子当中的那棵大杏树。乒乓球大的黄杏一疙瘩一疙瘩地点缀在片片心形的绿树叶间，在炎炎赤日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是关中有名的麦黄杏，乡里人也叫香杏，黄亮之中一抹赭红，手一掰，核与肉清清楚楚地分离，毫不粘连。杏仁不苦，杏肉甘甜，好看又好吃。
　　姑爷爷死得早，姑奶奶一手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家里的口粮老是接不上茬，两个儿子又正是能吃的年龄，每年青黄不接的当口，面缸干净如洗，全家吃了上顿愁下顿，这也成了爷爷的最大心病。
　　那时，爷爷扛着半袋子小麦，拖着我的手，沿着沟侧的林荫小道往姑奶奶家走。给姑奶奶送接济粮，既是爷爷的负担，也是爷爷的职责。爷爷佝偻着瘦弱的身子，虽然肩上只扛着半袋粮食，但已气喘吁吁，步履蹒跚，一副不堪重负的疲惫样子。
　　到了姑奶奶家，姑奶奶正在杏树下，用竹竿敲打低枝上的杏。这棵杏树的主干有桶口那么粗，比我的腰粗壮得多，枝干四散撑开，像一把巨伞。杏树虽老，可黄澄澄的大杏密密地缀满枝头。姑奶奶是小脚，人又老了爬不上树，只能用竹竿一下一下地敲打树枝，让杏子坠落在树下厚厚的一层麦秸上。她看见我们爷孙俩后，就停下敲打，转过身子向我们打招呼。望着爷爷肩上的粮食口袋，姑奶奶淡淡地一笑，随即又沉下了脸。她扔了竹竿，弯腰捡拾起三四颗有碰伤的杏塞到我的手里，然后将没有伤疤的杏子一一捡拾到竹篮中。
　　这棵杏树是姑奶奶的摇钱树，她每日摘一篮杏子，然后吃力地挎上竹篮，蹒跚着一双小脚到厂区的小集市上卖。那时，也只有企业的职工有钱买得起杏吃。姑奶奶卖杏的方式很原始，不用秤，数个卖，或者把杏堆成一个一个小堆，两角三角地卖，一篮杏能卖个一元两元。有了钱，她就到商店里买些盐或者针头线脑。
　　吃完姑奶奶给的几颗带伤的杏子，我又伸手在篮子里摸，摸了一颗，又摸一颗。杏子真甜，甜得我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杏子吃多了牙会酸，肚子会疼。”姑奶奶皱巴巴的脸上忽晴忽阴，那是一种捉摸不透的复杂表情。
　　爷爷抓起一把晾晒在芦席上干瘪而瘦小的新麦，手上的青筋一根根地鼓着，惋惜道：“等不得麦子硬朗熟透，这么早就割了，生吃呀！”“队里的麦子还没有上场，我不把自留地的麦子提前割了，一家人喝西北风呀？”姑奶奶把气一股脑往爷爷身上撒。“两个儿子都能挣工分了，粮食咋还接不上茬？”“队上是按人头分口粮，两个小伙成天干的力气活，饭当然比小孩吃得多。”他们二人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气氛有些尴尬。“你和娃先坐在窑里歇着，等我卖了杏子再做晌午饭。”姑奶奶挎起竹篮，一颠一颠地挪着小脚往厂区的小集市上走。爷爷生了气，饭也不吃，拉着我的手气咻咻地回家。
　　我一边走，嘴里还吃着姑奶奶家的麦黄杏，黄澄澄的杏肉在口中溢出甘甜的汁液。忽然，我觉得这杏不像初尝时那么香甜了，萦回在舌尖的，还有一股淡淡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