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岐山县，我是吃着臊子面一路走出来的。
　　打我记事起，每到腊月，劳碌了一年的庄稼人就忙着赶集购年货，准备过年的事。首先是杀年猪、燣肉臊子和磨面，再买些红萝卜、白萝卜、蒜苗等蔬菜。到了除夕，家家户户厨房香喷喷的肉臊子味儿，弥散在村子上空，与大门红对联及鞭炮声融合，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就会激活原本沉静的村子。
　　正月初一早晨，鸡叫三遍，母亲就起床，拉风箱，烧水做饭。依照家乡的风俗，当天要起得早，赶天亮前吃罢饭。前一天，母亲就准备好了做臊子面所需的食材，随着清脆响亮的鞭炮声骤起，热腾腾、油汪汪、红艳艳的臊子面就出锅了。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自然是长辈先动筷子。此时，天快亮了。接下来，小辈要去给长辈拜年，邻里之间也要相互拜年。从初一到十五，不管是自家人吃饭还是走亲访友，臊子面是绝对少不了的。可以说，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欢快、融洽的友好气氛，就是臊子面营造出来的。在人们心里，过年就是吃臊子面，吃臊子面就是过年。
　　庄稼人过日子，一向都是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只有在逢年过节、盖房架梁、亲人外出或归来、孩子考上大学等重要时刻，才吃一顿臊子面。臊子面这一美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俗话说，人一辈子三碗臊子面是少不了的，即出生落草的满月臊子面、结婚成家的臊子面、寿终正寝的臊子面。我们村上有几位长者，平时走到一起总要彼此逗乐打趣：“啥时候吃你的臊子面？”这碗特殊的臊子面，不仅仅是一顿简单的餐食，更是一种隆重的祭祀礼仪，寓意着逝者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能像生前一样享用这份人间美味，也让我们活着的人能够慎终追远。
　　有资料称，唐太宗时期，太史令李淳风将岐山臊子面带到京城，李世民吃后大加赞赏，批准将其列入御膳房食谱，至此，岐山臊子面成为宫廷御用美食。相传，清光绪年间，陕西巡抚岑春煊向逃往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推荐岐山臊子面，慈禧食后称赞道：“此膳益哉！实乃天赐神授之物。”随后还特地给岐山“照壁背后”面馆赐赠龙凤旗一面。
　　历史故事令我对臊子面愈加崇敬和神往，但让我终生难忘的还是1965年。那年，我担任生产大队会计，8月初，被组织抽调去凤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对刚从学校回到农村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村里人为之高兴，父母更是寄予厚望。为此，父亲去县城买了肉和蔬菜，母亲燣了肉臊子。临走前一天，家里请来生产队几位干部和叔父，大家一起吃臊子面。生产队长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的培养和期望。果然，一年后，组织考察提拔我为国家干部，这也成为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此后，我在岐山县委机关工作了十七年。1979年7月，在担任县委通讯干事期间，我和同事王少波一起采访了蔡家坡人民食堂的名厨李文治老师傅，他刚从在西安召开的全省恢复地方风味小吃现场会上回来。我们了解到他在会上介绍演示了岐山臊子面的制作过程，受到广泛好评和省商业厅表彰的情况。后来，我先后与岐山县城一些颇负盛名的厨师多次交谈，结合自己的理解和积淀，总结归纳出臊子面的“九字诀”：“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前三字是说，面要薄如纸，“下到锅里莲花转”，耐嚼筋道、光滑不涩口；中间三字是说，汤要热煎，面条量不能多，要“一口香”，汪是俗语，指漂在碗里的油要厚，“一口吹不透”；后三字是说，味要突出岐山醋特有的酸和岐山辣子的鲜红，闻起来香喷喷的，让人垂涎欲滴。我和王少波联名写的稿件发表在1979年7月15日的《陕西日报》，接着又被《经济参考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转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将这九个字公开宣传出去，得到了县委的好评和认同。如今，人们提起臊子面，就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这九个字也成为岐山臊子面的金字招牌和靓丽包装，为之插上了腾飞的金翅膀。
　　1982年初，因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此生活在宝鸡市区。这些年来，随着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街头已有兰州牛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西安油泼面等多种面食品类，可我隔几天还是要与家人一起到街头的专营面馆吃岐山臊子面。虽然少了些在家乡吃臊子面的那种浓烈气氛和亲情氛围，却也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愉悦感。
　　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令我魂牵梦萦的还是那碗臊子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