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创作生活常常让我想到蜜蜂的工作流程。它们从植物的花蕊中，搞得一头雾水地嗡嗡乱采乱挖一通，当塞满蜜囊后，整个身体已变得像现代派艺术的某些斑驳色块，五彩缤纷地飞回蜂巢，吐出蜜汁，交由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加工存储，以备寒冬来临、大地萧瑟时享用。
　　蜜蜂从花蕊里勤勤恳恳挖掘进自己胃袋的花粉，含水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经过体内转化酶的作用，也就是发酵后，再在温度较高的蜂巢里吐出来，由内务部门进行深加工，水分不断蒸发，含糖量持续上升，提纯到一定程度后，再用蜜蜡封存待用。作家的创作与它十分相似。我们讲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们讲深入生活，而由生活转化成创作成果，就是采集花粉、转化发酵、蒸发水分、持续提纯的过程，但源头是花粉。没有花粉的广泛采集，终是无蜜可酿的。
　　文学来自生活，而对生活的一切感悟都来自观察。牛顿因为观察到苹果落地，而认识到万有引力法则。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并无意于当作家，就是因为比别人多了一份细致入微的观察，而形成了一部非文学经典的文学经典《昆虫记》。通过显微镜，科学家进一步观察到：小小的蝌蚪身上有五十多处血液循环线，它把血流从极细的管道运送到尾巴边缘，再通过弯弯绕绕的游丝管线，从尾巴梢流回心脏，让生命变得持续活蹦乱跳起来。
　　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是观察出来的，通过观察再思考、计算，浩瀚的宇宙便变得清晰起来。回到文学，曹雪芹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家族的巨大兴衰变故，就不可能有《红楼梦》那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总体性世情记录。我们从前辈那里读到了无尽的写作方法，也上了无数堂文学大师课，他们总结起来无非是“多看多写”四个字。看是看书，也是看世界、看自然、看人间。
　　我个人的创作，也紧密围绕着“观察”二字展开。我始终信奉要写熟悉的生活这个铁律。只有熟悉了，烂熟于心了，才可能去寻找生活背后的潜藏。否则，仅生活真实不真实都把你整得够呛，哪还可能透过现象去榨取它的本质呢？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是因为当时我工作单位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劳务市场，整天有农民工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时间一长，他们甚至成了单位门脸的一部分，作为管理者，我才不得不关注起他们来。由此也把我带入西安的几个城中村，竟然发现好多只有一两千人的村子，都聚集着四五万人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生活在杂乱无章中，又井然有序、资质各异地展开生存技能，让一座座高楼矗立起来、一条条马路宽阔起来，同时也让自己的家庭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到处生根发芽。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走访、记录，先写成舞台剧，又根据密密麻麻的手记，创作了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想努力书写这个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裂隙与融通，而《装台》是《西京故事》的继续。因为装台工基本都是农民工，他们过着“夜猫子”的生活，有时整夜装修搭建舞台，好让艺术家们在正常上班时进入排练。我有晨跑的习惯，常常看到满院子只要有能躺下的地方，他们都会找到那点可怜的舒适区，蜷缩着补觉。这是一群普通人的有关日子的演进，无尽的细节扑面而来，我在写他们讨生活的不易，也在整合他们相互搀扶的不经意姿态和彼此照亮的暖光源。
　　当然，一切生活都只能是生活，它绝不是艺术。艺术是用广博的生活花粉酿制出来的极其简约的蜜汁，不意味着我们有了丰富的生活，就有了美好的艺术。艺术来自我们对生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后掰乱揉碎了重新建构。我小说的主角，每每出来都有人在一一对应，我甚至不得不用上“作品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的老套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能照搬进小说和戏剧，我是在用我的语言、趣味、结构方式讲述我的故事，更是在用半生的生命记忆重建我的精神世界。写作永远是个新课题，我只是想把故事讲得生动一些、流畅一些、有趣一些，尤其是有自己的语言风貌一些，如果能有所共情，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