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一座大山脚下。上世纪90年代，山村闭塞，一辈又一辈的村民守着几亩薄田，靠天吃饭。等到我和弟弟都进了小学，生活更加拮据。为了补贴家用，经父母商量，万般无奈，母亲决定跟着同村的人去上海，给别人家做保姆谋生。在那个不通电、更没有电话的穷乡僻壤，遥远的距离硬生生阻断了我们所有的联络。
　　母亲一走就是大半年，杳无音信。我们日思夜念，尤其是弟弟，总是哭闹。每当弟弟喊着要妈妈，我就牵着他的手在村口远眺，希望村口的大路上能出现母亲归来的身影。只是，日复一日，我们姐弟俩带着期待跑着去，裹着失望蔫巴巴地回。父亲更是担忧，总是喃喃自语：“她大字不识几个，唉，不该让她出去呀。”
　　一直盼到过年，母亲终于回来了。她拎着大包小包，一路小跑着往家赶。到了家门口，扔下包袱直奔我和弟弟，蹲下来把我们搂怀里就哭。团聚的时光，本该喜悦，却是搂在一起，又哭又笑。
　　母亲向我们诉说着这一年来的辛酸。初到大都市，她这个没出过门的农村妇女，像是一块投入汪洋大海的石子，乡音又重，普通话蹩脚，她吓得不敢多说一句。她白天默默地干活，到了晚上才躲在被子里，想着家，想着两个孩子，偷偷地哭，还生怕主家听到，不要她了。她为人朴实，想写信，自己又不识字，煎熬中只能将思念埋进黑夜。
　　父亲听后，满心酸涩，于是趁着春节，下决心教母亲认字、写信。煤油灯下，父亲拿起铅笔和方格本，一笔一画地教着母亲，从一家人的名字开始教。母亲学得极其认真，但是短短几天，实在学得有限，她急得快要哭了。父亲不忍责怪，坐在一边，盯着煤油灯沉思。忽然，父亲灵机一动，说：“没事，实在不行就画嘛。”
　　临走前，细心的父亲还准备了一沓信封，把地址写好，邮票贴好，叮嘱母亲，只要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封好投进邮筒就行。
　　果然，这次母亲出去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她的信。我们三个激动得坐在门槛上，拆信的时候差点撕破了信纸。当那封期待已久的“家书”展现在眼前，我们目瞪口呆——这更像是一幅儿童涂鸦。看不懂的图形组合中穿插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惹得弟弟大叫：“妈妈不会写信。”
　　父亲拍拍弟弟，解释说：“是的，妈妈没上过学，她只能做到这样。”父亲从头开始讲解，比如那个方形带花边的，一定是书包；下面有个盆，是提醒父亲要在开学前清洗书包。
　　“那这一定是线团。”我也发挥着想象。
　　“那旁边这棍子是什么？”弟弟指着一个带孔的“小棍”问道。
　　父亲皱着眉，嘴里不停地嘀咕：“哎呀，这是个啥意思呢？”忽然，他一拍脑袋说：“我知道了。这是针，提醒我缝补书包。”
　　想到每次开学母亲都会清洗书包，再缝缝补补的情景，我们不禁为猜到母亲的用意而鼓掌。
　　后来，猜母亲“画”的家书成了我们三个人的乐趣。我们也解锁了母亲许多涂鸦的含义。比如画一只母鸡，下面摆几个鸡蛋，问的是今年老母鸡孵了几只小鸡；画稻子、麦子，问的是收成；画姐弟俩靠着一个长方形，问的是我们长高了没有……那些猜母亲家书的时光，冲淡了思念，为那段辛苦岁月增添了许多乐趣。
　　时光匆匆，岁月流转。前些日子，我在乡村老家整理衣柜时，无意间又翻出了母亲当年寄回的那些家书。信纸早已发脆、泛黄，笔画依旧稚嫩笨拙，可再次翻看，我的心底却翻涌着无尽感慨——当年的母亲，将思念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了这一封又一封的家书。
　　那些一家人一起走过的岁月，母亲扛下的艰难与隐忍，终化作岁月的馈赠，让我读懂了：世间最动人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父母默默付出、负重前行的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