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都是后知后觉。当同龄的姑娘已经学会绣花、纳鞋垫的时候，我连扣子都不会钉。要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家，姑娘出嫁时，需要给婆家每人做一双鞋，还要放在嫁妆台上，供人评价：新娘子到底是否“巧媳妇”，绣花、纳鞋垫这些基本功，可是姑娘出嫁时最大的体面。
　　母亲有着不错的女红手艺，绣的花草能闻到香味，绣的小鸟能唱歌，据说，几个姨妈的嫁妆都是她给绣的。多年以来，村里有姑娘出嫁，有媳妇进门，都会请母亲过去参谋参谋相关事宜。按说，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女红手艺应该不差，可是我一直懒得学，心里嘀咕着：将来都穿皮鞋了，谁还做布鞋啊？
　　终于，在一个漫长无聊的暑假，母亲强制性地要教我和妹妹纳鞋垫。她拿出打好的袼褙，剪成鞋的样子，每一层都用细白布包边，又在最上面蒙上一层白布，再用剪刀细细地刮平整。做好后的鞋垫，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等着我大显身手。我和妹妹戴上顶针，端坐在小凳子上，煞有介事地拿起一只鞋垫，开始我们的处女作。
　　先选花样，母亲给我们每人起个头，让照着纳，说是先练针法。我觉得穿针很费事，于是穿了足足有一米多长的线，想着这回不用总是穿针了。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想着能够像母亲纳鞋底一样，“哧啦、哧啦……”拽它几十个回合。谁知道第一针就把我挫败了，长长的丝线在背面顺着劲儿打成一个死结，怎么也拽不动了。唉，没办法，揪掉重新穿吧。这回眼瞅着把线捋顺了，却重蹈覆辙，又打结了……我一针都没有纳下去，地上就已经揪掉了好几根丝线。
　　母亲过来看见了，好笑地说：“灵人穿寸线，拙人穿丈线。”她把我的线扯掉，重新穿了一段一尺左右长的线，娴熟地下针，“哧啦、哧啦……”嘿，我一看简单，赶紧要回来自己纳，这不是挺顺畅么？线是不打结了，可是针却不听使唤，总是刺不到我想要的位置。于是乎，我的鞋垫上便出现了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图案，像小鸡踏在雪地里的脚印，乱七八糟的。母亲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计，瞅一眼说：“没事，熟能生巧，多练练就好了。”
　　母亲纳鞋底时，习惯把针拿在头上篦一篦，我也有样学样，试着在头发里篦针，不小心却扎到自己头皮了。不过有头发垫着，倒也不疼。我专心地瞅着正面下针，一使劲，扎到背面的手指了，疼得直跳脚。
　　练手半日，又觉得母亲教的花样不好看，便开始自己研究花样。于是找来铅笔，在雪白的鞋垫上描画我想要的花样。画个荷花吧，步步生莲。不行不行，花瓣画得太大，描不下了。还是画梅花吧，喜鹊登梅多好，结果画歪了，喜鹊像只小鸡仔，蜷缩在一朵单瓣梅花上，脚底位置余下大大的空白。于是我又找来橡皮，把描画的线条擦掉。就这样，我还没纳几针，鞋垫已经成了褐色。刚纳几针，我跟妹妹瞅着指甲花开得不错，像团团云霞般灿烂，便商量着“捂指甲”。说干就干，立马扔下针线，去采摘指甲花，捣鼓半天才包好。母亲回来一看我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指头，“得，你俩明天再纳吧”。就这样，我最终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绣完了这只鞋垫。据说，隔壁姐姐的速度是两天纳一只的。
　　前几日回老家，在母亲的包袱卷里看见了它的身影，歪歪扭扭的针脚依然如故，又陌生又熟悉。这就是我唯一的女红作品，是以记录那些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