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乡下突然打来电话，急促地告知我，大伯垂危，他要见我一面。
　　我匆匆打车赶回铜台沟。
　　大伯九十岁，在我们刘家属于高寿。他的手像一把钳子，死死地抓着我。而且，往日浑浊的眼眸也放出熠熠光彩。大伯说：“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个心愿！”
　　大伯曾是一名志愿军，1951年1月初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他是连长。
　　那天晚上，他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限定时间内将一批军用物资送到战火正酣的前线去！
　　在甲屯里附近的铁路桥旁，大伯带人拦截了一列火车。
　　打开车门的瞬间，他怔住了：火车上有三十几名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他们身上缠着绷带，倚靠在车厢壁上。
　　但是，他还是咬着牙说：“对不起，请诸位下车，这列火车被征用啦！”
　　这时，从车厢后面挤过来一个女军人，她说：“不行，他们都是重伤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后方去。”
　　他说：“可是，不赶快把这批武器弹药、食品药品运送到前线，将会有更多战士失去生命！”
　　她说：“我不管，我这个排长有责任保护这些重伤员。”
　　他恳求道：“有点大局观念好不好？”
　　她却瞪着他：“我告诉你，治病救人就是我们医生的大局！”接着，她愤怒责问：“你执行任务，我也执行任务，你为什么非要中断我的任务？你不怕我挨处分吗？”
　　他不敢瞅她，不敢瞅那些脸上写满痛苦的伤员，他像霜打的秋菠菜，深深埋下头去。
　　他摆摆手，心想算了。
　　她不理会他，转身要去关闭车厢的门。
　　可是，一个人却从一副担架上，咕咚滚下车来，那人全身绑满了绷带。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双眼说：“都别争了，我叫夏天光，是116师团职参谋，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前方战事要紧，它关系到众多战士的生命！”
　　即刻，那些伤病员有的挪下，有的滚下，有的跳下，纷纷离开车厢。
　　也有不能动的伤员在担架上呻吟，枉然地向车厢外挣扎着。夏天光喊大伯：“抬呀，愣什么呢！”
　　很快，车厢被清空了。
　　大伯急忙带领战士装好物资，向这些伤病员和陪伴他们的她与另外两个女兵，敬了一个军礼，叮嘱他们在原地等着列车返回。火车一路鸣笛，驶向战火纷飞的远方。
　　列车驶出不远，他再回头，月色下看见她和战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在给东倒西歪的伤员包扎。
　　五个小时后，从前线返回，他指挥列车驶向那座桥。
　　来到桥头，他跳下机车，四下张望，哪里还有她、夏天光和那些伤病员啊！
　　天渐渐破晓，凄苦的北风像饥饿的猩猩在咻咻地吼。他茫然四顾，发现脚下只有焦黑的泥土、沙石与泥浆四溢的弹坑，还有冒着浓烟的金达莱枯枝。
　　“人呢！”他喊。
　　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天骤然亮起来，像舞台的幕布倏地拉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眼泪竟然噼里啪啦地一颗一颗掉下来。
　　“都死啦！炸死啦！美国鬼子的‘黑寡妇’飞机，一颗燃烧弹，就把这些孩子全都炸死啦！多好的中国孩子啊！”一位朝鲜阿妈妮趔趄着朝他们走来，老人悲怆地呼号着，脸上是血，手上也是血。
　　大伯说罢，有一刻昏迷过去。但随即，他又睁开了眼睛。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吗，那个排长？
　　我摇摇头。
　　他顾自说：“她是我负伤住院时相识的恋人。本来，我们说好要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的。我一辈子不再娶妻，也是为了她！”
　　大伯长叹一声继续说：“我有个愿望，就是要把我埋在那座桥头，和她，和那些牺牲的战士在一起。”
　　我含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他说：“记住，千万不要给我立碑。我不要名字！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那么多志愿军战士，很多都是无名英雄！”
　　（选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