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陕西路逛逛。我是陕西人，去逛陕西路，像是流淌在一根亲人的血管里；而且陕西路上散落着怀恩堂、马勒别墅等历史老建筑，逛起来就别有风味。那天黄昏，再去逛时，在与南京路交叉的十字路上，我碰到了一颗石头，脑袋圆圆的，不含金不带玉，也不是一个雕塑。有人踢了一脚又一脚，有条泰迪冲上去闻了又闻，一个捡破烂的人跑上去，拿在手中掂了掂，大家都失望地离开了。
　　如果这颗石头在陕西老家，它可以靠着另一颗石头，旁边的小草黄了又绿，河水哗哗啦啦地潺潺流过，我可以用它，打水漂、垒石链、烧石灰、盖房子、起墓。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为什么跑到了上海，跑到了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这颗石头，在上海没有兄弟，似乎百无一用，显得那么唐突，被夕阳一照就有一些刺眼，所以别希望有人来认同它融入它。
　　那个认同你融入你的地方，也许就是你的故乡。上海绝对不是石头的故乡，水泥是石头的亡魂，钢筋是石头的骨头，上海只是钢筋与水泥的故乡。我有一首诗叫《两个碑》，希望死后把我运回故里，不至于在陕西建一个灵魂墓，在上海建一个肉体墓，让一个人撑起两个碑，这是无比沉重的。每个背井离乡的人，其实都有两块碑，碑上雕刻着完全不同的墓志铭。
　　那天黄昏，我穿过车水马龙，把那颗石头拾了起来，带回了我的新家。《女儿进城》就在那天晚上，在一片爆竹声中动笔的。写作的过程，我不停地出现幻觉，感觉自己就是这颗石头，又感觉这颗石头有话要说。我只是代替它，用文字的形式，道出了一群离乡别土者的内心。
　　我又做梦了，梦见自己在深山中采药时迷路，于是使劲地呼喊着“爹”向他求救。但是爹终究没有听见，与已经去世多年的哥哥一起隐没于山林。这时的梦里，看到了一座寺庙，我绝望地向寺庙扑去，希望在寺庙里住上一晚，然后等着天亮后继续回家。
　　年轻时梦多，如今进入不惑，梦就更多了。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基本是在上海实现的，上海是最让我头痛脑热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总有一件无法解释的奇事，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做梦，在哪里做梦，春梦或者噩梦，场景无一例外，都是那几间破屋子，都是那个群山包裹着的小山村，都有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
　　开始觉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恐怕自己太想家了，后来就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有时候我是不想家的，不想家的时候我仍然还做这样的梦。我仔细想了想，或许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我是在那里出生的，而且母亲、哥哥都埋在那里。如一株麦子或者是苞谷，无论它们被运到哪一座城市，被人们加工成麦片还是面粉，它们基本的味道是一样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大移民时代，陌生人见面了，如今问得最多的，就是“你家是哪里的”，大家基本都明白，这个“家”所指的，不是你如今住在哪里，而指你的故乡在哪里。我特意查了一下字典，“家”是“家庭或者住所”，“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故乡是指“出生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
　　我的感受是“故乡”一词的定义不准确，起码是有偏差的。“出生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这样定义的话，我起码有四个故乡，这么多年我在四个地方长期居住过，塔尔坪、西安、广州，然后就是上海。在我心里，除塔尔坪之外，其他几个城市还不够格，即使我在上海有了房子，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但是它的分量仍然与故乡无法相比，充其量只能是我的“家”。《百年孤独》里有言，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
　　马尔克斯的这句话解释的是根的问题，我同样感觉它的不足。我企图对“根”进行一些修订，那就是“死与生”——不仅要生在这里，还要埋在这里。对于人，我们无法像春种苞谷秋种麦子那样，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种子，有的只是一次性消耗的生命，所以生命诞生与安放的地方，那才是故乡。（选自《广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