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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陇县地下团的革命足迹
陇县地下团从1947年7月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并发展壮大，在接收陇县、建立人民政权、支援前线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下团的领导人是四川大学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和中共西安工委领导的地下党员葛世民同志。
葛世民，1921年生于陇县杜阳下凉泉村。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冯玉钦编写《时事导报》《潮灯月刊》，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1945年7月，冯玉钦介绍他加入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抗日民主青年协会”（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6年5月，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重庆，白色恐怖笼罩成都。为保存革命力量，冯玉钦代表组织通知葛世民“尽快离开成都”，并约定了联系方式。葛世民离开四川大学转入西北大学，立即给冯玉钦写信，冯很快回信要他在西安和家乡继续开展工作。
1947年3月，为发动西安学生牵制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军事行动，葛世民拿出自己的奖学金200万元法币，创办了铅印刊物《西北文化新闻》，提出“全市同学动员起来，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而奋斗！”的口号，并决定6月2日举行罢课游行。国民党闻讯，于6月1日晚将葛世民秘密逮捕，关押于户县牛东镇国民党监狱。在一月多的审讯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葛世民按照“民协”负责人冯玉钦“继续开展工作，坚持斗争”的指示，于1947年7月初联系了西北大学学生郑作周、西安师专学生闻学贤和在西安上学的陇县学生，组成“陇县旅西安同乡会暑期学生回乡工作团”，葛世民任团长兼班主任，郑作周、闻学贤任副团长兼副班主任，在陇县中学办“暑期学生讲习班”，培养革命骨干，为在陇县开展革命活动打基础。
“讲习班”学员有陇中学生、小学教员、社会青年250余人，分5个班上课，除补习文化课外，更多的是分析形势，指出青年应走的道路。葛世民通过讲课和个别交谈，将《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讲了出去，启发学员思想觉悟，从中发现了肖明德、周德宽等40多名进步青年，向他们布置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等任务。
为了开辟地下团活动阵地，1947年葛世民说服伯父葛生桂（开明绅士，在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届一次会上当选为县政府委员）率领村民集资集劳拆庙建校，建成12间校舍。葛世民以建校委员的身份赴县政府交涉，据理力争，终获当局批准该校为“陇县杜阳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地下团员赵喜善、陈溥惠、周田科分别任教导主任、民教主任和教员。全校5名教员中3名是地下团员，他们给学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讲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
1948年8月，葛世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受党派遣，以“国民政府豫晋陕监察委员行署助理科员”的身份重返西安做地下工作，党交给他三项任务：建立地下团组织；向解放区输送知识青年；开展反迁校运动，保存西安大专院校不让国民党迁走。
他接受任务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开展民主运动，从中确定了郑作周等一批骨干分子，发展为地下团员，建立地下团组织，开展反迁校运动，并取得成功。
他回到陇县，以“讲习班”发现的40多名进步青年为基础，根据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发展了肖明德、周德宽为地下团员。通过肖、周二人，又发展了23名地下团员。
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刘章天为陇县县长，并要求刘章天尽快组织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郑作周奉命加入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为了保密，西府地委决定各县均不以县名与“前总”联系，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代号为“南山部”。
扶眉战役打响后，南山部65人由户县涝店史家庄随军开拔。到达千阳华严寺时，肖明德、陈纪平、王自强、郭宗唐、贾希贤等由县功赶来加入南山部，人数扩大到80多人。
26日上午，南山部抵达娘娘庙，肖明德在这里张贴出陇县人民政府第一张布告。随后，召开了娘娘庙煤矿职工大会，刘章天讲了话，宣布人民政府接管煤矿，派了驻矿军代表。
会后，郑作周提议，南山部涉千河到下凉泉葛世民家里吃了午饭，下午5时许由南门入城，直抵县政府。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住在县政府隔壁的陇县中学。彭总指示县委立即开展宣传活动，组织支前机构，鼓舞士气，支援前线。
根据彭总指示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主任是刘章天，成员有郑作周、肖明德、马筱元、刘志铎、阎宏杰。
支前委员会派地下团员深入各乡镇组织群众支前，共发动约5万人的支前大军，筹集粮食490多万斤，做军鞋2万余双。
随着关山战役胜利结束，陇县全境解放。接收工作进入新阶段，地下团员被分配到县委、县政府各部、委、科、室和13个行政区及县属各单位参加接收、建政工作。
1949年7月陇县解放后，葛世民将23名地下团员的组织关系，由团西北工委组织部介绍到陇县县委，成立了县级机关团总支委员会，刘章天兼任团总支书记，肖明德任副书记。
陇县地下团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和“讲习班”奠定的思想基础，因此，陇县刚一解放就有130多名地下团员和团联系的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接收”“建政”“支前”和剿匪、反霸工作，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葛世民，1921年生于陇县杜阳下凉泉村。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冯玉钦编写《时事导报》《潮灯月刊》，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1945年7月，冯玉钦介绍他加入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抗日民主青年协会”（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6年5月，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重庆，白色恐怖笼罩成都。为保存革命力量，冯玉钦代表组织通知葛世民“尽快离开成都”，并约定了联系方式。葛世民离开四川大学转入西北大学，立即给冯玉钦写信，冯很快回信要他在西安和家乡继续开展工作。
1947年3月，为发动西安学生牵制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军事行动，葛世民拿出自己的奖学金200万元法币，创办了铅印刊物《西北文化新闻》，提出“全市同学动员起来，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而奋斗！”的口号，并决定6月2日举行罢课游行。国民党闻讯，于6月1日晚将葛世民秘密逮捕，关押于户县牛东镇国民党监狱。在一月多的审讯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葛世民按照“民协”负责人冯玉钦“继续开展工作，坚持斗争”的指示，于1947年7月初联系了西北大学学生郑作周、西安师专学生闻学贤和在西安上学的陇县学生，组成“陇县旅西安同乡会暑期学生回乡工作团”，葛世民任团长兼班主任，郑作周、闻学贤任副团长兼副班主任，在陇县中学办“暑期学生讲习班”，培养革命骨干，为在陇县开展革命活动打基础。
“讲习班”学员有陇中学生、小学教员、社会青年250余人，分5个班上课，除补习文化课外，更多的是分析形势，指出青年应走的道路。葛世民通过讲课和个别交谈，将《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讲了出去，启发学员思想觉悟，从中发现了肖明德、周德宽等40多名进步青年，向他们布置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等任务。
为了开辟地下团活动阵地，1947年葛世民说服伯父葛生桂（开明绅士，在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届一次会上当选为县政府委员）率领村民集资集劳拆庙建校，建成12间校舍。葛世民以建校委员的身份赴县政府交涉，据理力争，终获当局批准该校为“陇县杜阳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地下团员赵喜善、陈溥惠、周田科分别任教导主任、民教主任和教员。全校5名教员中3名是地下团员，他们给学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讲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
1948年8月，葛世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受党派遣，以“国民政府豫晋陕监察委员行署助理科员”的身份重返西安做地下工作，党交给他三项任务：建立地下团组织；向解放区输送知识青年；开展反迁校运动，保存西安大专院校不让国民党迁走。
他接受任务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开展民主运动，从中确定了郑作周等一批骨干分子，发展为地下团员，建立地下团组织，开展反迁校运动，并取得成功。
他回到陇县，以“讲习班”发现的40多名进步青年为基础，根据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发展了肖明德、周德宽为地下团员。通过肖、周二人，又发展了23名地下团员。
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刘章天为陇县县长，并要求刘章天尽快组织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郑作周奉命加入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为了保密，西府地委决定各县均不以县名与“前总”联系，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代号为“南山部”。
扶眉战役打响后，南山部65人由户县涝店史家庄随军开拔。到达千阳华严寺时，肖明德、陈纪平、王自强、郭宗唐、贾希贤等由县功赶来加入南山部，人数扩大到80多人。
26日上午，南山部抵达娘娘庙，肖明德在这里张贴出陇县人民政府第一张布告。随后，召开了娘娘庙煤矿职工大会，刘章天讲了话，宣布人民政府接管煤矿，派了驻矿军代表。
会后，郑作周提议，南山部涉千河到下凉泉葛世民家里吃了午饭，下午5时许由南门入城，直抵县政府。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住在县政府隔壁的陇县中学。彭总指示县委立即开展宣传活动，组织支前机构，鼓舞士气，支援前线。
根据彭总指示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主任是刘章天，成员有郑作周、肖明德、马筱元、刘志铎、阎宏杰。
支前委员会派地下团员深入各乡镇组织群众支前，共发动约5万人的支前大军，筹集粮食490多万斤，做军鞋2万余双。
随着关山战役胜利结束，陇县全境解放。接收工作进入新阶段，地下团员被分配到县委、县政府各部、委、科、室和13个行政区及县属各单位参加接收、建政工作。
1949年7月陇县解放后，葛世民将23名地下团员的组织关系，由团西北工委组织部介绍到陇县县委，成立了县级机关团总支委员会，刘章天兼任团总支书记，肖明德任副书记。
陇县地下团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和“讲习班”奠定的思想基础，因此，陇县刚一解放就有130多名地下团员和团联系的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接收”“建政”“支前”和剿匪、反霸工作，成为党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