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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望中洋溢出希望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因为出身的原因，我的内心便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那个时代，我还读到了清代的短篇小说集《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我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被称作华北大平原的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中国乡村是我从学校到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到达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女孩子。每天的劳动甚至整夜的浇灌庄稼，我都是和她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最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十八岁生日，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时，我有一种炫耀感。那日记的话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说：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啊！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展览。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她和我非亲非故，她却哭着，觉得她们手上有泡是应该的，而我们是不应该到乡村来弄满手血泡的。她捧着我的手，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
岁月会磨损掉人的很多东西，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多年过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我的手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再不会有乡村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恋的也不仅仅是那种原始、朴素的记忆，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正像有些作品，能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
我在上世纪70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作家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它们外表破旧、排名无序、缺乏被人导读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更是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但时至今日，当阅读早就自由，而中国作家趁着国家改革、国门敞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积极审视和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的实验。当代东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那个时代，我还读到了清代的短篇小说集《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我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被称作华北大平原的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中国乡村是我从学校到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到达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女孩子。每天的劳动甚至整夜的浇灌庄稼，我都是和她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最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十八岁生日，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时，我有一种炫耀感。那日记的话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说：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啊！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展览。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她和我非亲非故，她却哭着，觉得她们手上有泡是应该的，而我们是不应该到乡村来弄满手血泡的。她捧着我的手，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
岁月会磨损掉人的很多东西，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多年过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我的手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再不会有乡村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恋的也不仅仅是那种原始、朴素的记忆，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正像有些作品，能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
我在上世纪70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作家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它们外表破旧、排名无序、缺乏被人导读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更是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但时至今日，当阅读早就自由，而中国作家趁着国家改革、国门敞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积极审视和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的实验。当代东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